马克思在特定的时代,出于特定的目的,在他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其后的西方经济学,为了调节、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马克思因其研究的批判性目的而不会致力于具体运行机制的研究,如消费倾向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货币贬值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等等。相反,当代西方经济学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目的,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没有超出社会生产关系的范围,但它们毕竟各有侧重。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虽然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崭新任务,但却没有开展相应的经济学具体内容的研究,而仍只限于揭示“本质”、“表述规律”,迟迟没有实现从“批判经济学”到“建设经济学”的转变。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41]对马克思的时代和他的目的来说,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决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了经济过程的“表面联系”便拒绝这种研究。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从所处的时代、研究的任务和目的,都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我们处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学面临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基础和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分析的艰巨任务。不进行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这一任务是无法实现的。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宏观经济控制与管理的需要,问题正是在于它往往只是停留在“本质”的分析和“规律表述”上,总不能把这种研究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具体,不能把价值具体化为价格,不能把规律的本质要求具体化为规律的作用机制和实现机制,不能把质的规定具体化为数量界定……结果,总是使人觉得它与实际离得很远,是高悬在半空中的理论,难以发挥它指导经济实践的积极作用。
改变这种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本质区别”与“规律表述”的状况,加强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化,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的要求,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应该说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进步,也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性调整。
经济学加强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有两点是应该明确的。第一,我们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取代这种本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对抗的经济,是比资本主义能够达到更高的公平和民主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必要回避对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研究。相反,只有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才会给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研究提供科学的、坚实的基础,才能揭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特征。第二,我们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侧重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集中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和成果。尽管它缺乏对经济制度本质内容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但毕竟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我们过去一直没有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也没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实践过程,不论是在这种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积累上,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都很贫乏。既然都是市场经济,我们就没有必要对送上门的现成的理论和方法拒之门外,自己再去从艰苦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从头开始探索。从这个意义说,从这里“拿来主义”是明智的。
可以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研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中,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吸收过程中,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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