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宣扬了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但这一理论在两人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同的。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是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中，却不是这样。
《资本论》在指出李嘉图接受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理论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李嘉图虽然是为了自己理论体系的前后一贯而接受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的，但这一理论并不像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那样必不可少。马克思通过土地私有权和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科学地说明了绝对地租的存在，通过土地肥力和位置的差别以及同一土地上连续投资不同收益的差别，说明了级差地租的存在。这就证明，不论是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还是以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推移，级差地租同样是可能的，级差地租并不以农业生产率的递减为前提。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问题，就排除了在李嘉图自己的著作中只是任意加上的、对他的思路来说没有必要的加筑部分，即所谓农业生产率递减的论断。”马克思还说，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不是从他提出的原则得出的”，“完全是偷运进来的”。[30]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对李嘉图来说，是任意加上的，对他的思路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完全是多余的。与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理论支柱的地位与作用相比，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中，绝对的土地收益递减论则是通向正确的地租理论的羁绊。对此，列宁曾经评论说：“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李嘉图的错误。……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羁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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