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本性”

“一只美国猴子在一次喝多了白兰地后便不再碰它了，这要比大多数人聪明得多。”

——查尔斯．达尔文

人类的市场

伦敦。1988年11月。清晨6点。

这是一个寒冷而黑暗的冬天的早晨，外汇交易者吉米（JimmY)走进了银行。他在那里辛勤地交易，通过买卖全球货币来赚取利润。正常情况下，他比经纪人和其他交易员都来得早，于是可以提前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看一下东京的行情，读一些研究报告。读完报纸和一些研究报告后，他发现了一本《经济学家》（TheEcoηoηist)杂志，便拿了起来。大约30分钟后，他的同事们开始陆续进入交易大厅，他们发现吉米正在忙着买日元。吉米告诉他们之所以买日元的原因，于是他们也开始买日元。日元价格开始上涨。过了一会儿，他的更多同事又走了进来，也匆忙地买起了日元。日元价格涨得更高了。当伦敦市场开始全面运转时，日元价格涨得更快了。2小时后，日元价格已经涨到很高，于是吉米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结他们做多日元的头寸，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吉米的老板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观察到所有这一切，便过来问吉米为什么买日元。“这是因为，”吉米一边解释一边把刚才看过的《经济学家》杂志递给他的老板，“它告诉我日本经济增长迅猛，日本银行正考虑提高利率，日本贸易大量盈余，美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就日元太便宜的问题游说美国政府。日元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升值。”老板看了一下杂志，然后看着吉米。“祝贺你，吉米，”他说，“今天早晨你已经为我们的银行赚了一大笔钱。不过有件事情得告诉你，”他边说边把杂志还给吉米，“你的这本《经济学家》是12个月以前发行的。”

这是伦敦城里的一个传奇故事，而我确信它是真实的。除了有趣之外，这个故事还使我们深入地领略到金融市场的真实运作情形。让我们想一想发生了什么。那个交易员来到交易大厅，读到一些他认为对日元利好的信息，关键问题是，他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买进日元。就是这一行为造成了对日元的需求，市场中的其他交易员和做市商都看到了这一点。做市商的职责是将买、卖价格报给希望交易的人们。他是“价格制造者”，而其他交易者或投资者没有这种职责，他们是“价格接受者”。他们收到其他人的报价。吉米购买日元时，做市商看到市场中对日元有需求；当吉米的同事们也开始买日元时，做市商就看到了更多的需求。他们需要做什么呢？除非市场中出现同等数量或更多的日元供给，否则做市商们就不得不抬高买卖价位。做市商们看到对日元的需求正持续增加，于是他们抬高日元的价格以自保他们不得不将日元卖给买方，在这个案例中买方是吉米和他的同事们，然后停下来补上他们在日元上的空头头寸）。所以，日元价格因市场对日元的需求增加而上涨，导致市场中其他参与者报出更高的卖价，其他买家也加入进来。那本杂志中的文章与这一事件的唯一关联是它使吉米拿起电话开始买日元。他完全有可能根据另一组不同的“理由”卖出日元，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故事让我们领略到了市场动态和行为的完全真实的一面。无论开始交易的理由是什么，与价格动向相关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交易的实现和交易的规模。做市商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毫不关心日元的买入理由正确与否，也毫不关心他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的推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有巨大的日元需求，而没有供给！如果他们不把价格抬高，那么他们就会赔钱，因为他们卖出日元的价格将低于他们能够买入的价格。就是那么简单！购买理由与日元价格毫无关系。这是市场中纯粹的供需定律。因此，我们在报价屏上看到的价格既没有情绪，也没有偏见。价格就是价格，这就是现实。

这种“价格发现”过程是任意市场的运行方式。市场中有买家、卖家和观望者。在任意特定时间点上，如果买方需求大于当时的供给，那么价格将会上涨。这是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市场运作规律，但是教科书并没告诉我们，这些数字背后的人类心理才是价格发现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点对理解市场行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市场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匹配市场上的买价与卖价、供给与需求。市场中的做市商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在市场中所看到的供需水平来决定价格的升降。我们在显示屏上所看到的交易价格是刚刚用计算机撮合成的它代表着人们准备实施交易的价位。实际上，有时我们在显示屏上看到的价格是由计算机虚构的，当我们进行实际交易时，可能发现卖价与这个显示的价位相差很大。这是因为某个人必须做出决定，报给我们一个“确定的”价格我们同意“成交”时他承诺的交易价格。这一事实使市场中的每个人明白，是人们自己最终必须决定是否去接受风险，是人们自己最终决定他们准备成交的价格，因此，是人们（和他们的情绪）最终决定了价格的动向。

这种价格发现过程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出现在2007年8月，当时全球经济都受到信贷债券和衍生品市场危机的严重打击。那些问题酝酿了几个月，却在7、8月份浮出水面。市场玩家们想卖出一些头寸时，却发现没有人愿意购买。市场中“没人出价”。因此，人们对金融系统实际功能的信心下降了，许多拥有该类资产的人被迫承认那些资产的价值大大低于他们原来所认为的价值。通常，市场资产的估值方法是一个叫作“按市价核算”的过程，在每个交易日结束时，基金或银行的资产都要按市场价格核算。即假设这一市场价格接近那些资产可能实现的卖价。信贷债券和衍生品在2007年8月前的数个月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人们没有按市价核算，而是根据一套计算机程序产生的数据对资产进行评估。有人可能说我是守旧派，但我一直认为某个东西的“价值”只能用人们准备购买它的价格进行评估，因此，用计算机模拟的价格进行评估，是不理智的。那些人所做的不是根据市价核算，而是根据“模型”核算，有人开玩笑说是根据“神话”核算。

如果他们真的按照某人准备支付的价格（而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某人应该准备支付的价格）标定他们的资产价格，股市暴跌很可能会避免。当然，他们的基金可能在数月之前便开始贬值，但那时他们仍可挽救局势，而不是在美国度假胜地汉普顿斯（Hamptons）度假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套利基金将在一周内破产！在军事战斗中，虽然伤亡惨重，但有一线逃生的希望，总比瞬间全军覆没要好。

所以，是市场玩家而非计算机决定了资产的实际买价和卖价，但我认为很多市场参与者都忘了这一点。多少次你曾听到有人说“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市场应该这样做”或者“如果这些经济数字衰退，市场应该下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经济学教科书掌控不了市场。人类掌控着市场，不是经济或公司数据使市场运动，而是人类对那些数据或信息的反应使市场运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都犯过的一个大错误是，假定市场将按照我们的反应方式做出反应那是理性的（或者是我们认为理性的）方式，而总的来看市场是非常不理性的。我们以一个经济统计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假定美国的GDP正在向市场发布。理性投资者标准的预期是，如果美国的GDP好于预期，这将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好消息，所以对美国股市也是好消息；但是，如果GDP低于预期，这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个坏消息，所以对美国股市也是坏消息。让我们假设GDP数字优于预期，你作为一个个体，可能说“好，这是一个好消息，让我们买股票吧”。但是如果你已经持有股票呢？假设你已经持有大量股票，没有现金买入更多股票。即便你认为经济数据对市场是好消息，你也不能再买入股票。现在让我们假设有很多人像你一样持有大量股票。他们也认为好于预期的GDP是好消息，所以对股市也是好消息。但是他们也不能再买入更多的股票，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现金。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买入股票的实际需求，那么在这份经济报告发布之后股市只能上涨。做市商们在预期需求增长的情况下，的确会略微将股价标高一点，但是，如果没有出现切实的需求，为了达到市场出清价格，股价就不得不回落。于是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即经济数据对经济增长而言是个好消息，所以对股市也是好消息，但实际情况是只有非常少的股票被买入。

如果市场中有一位较大的共同基金玩家，并且他的基金恰好经历了大量的赎回。他不得不卖出一些持有的股票，以便支付现金给赎回人，并且决定在GDP数据发布前后做这些交易。在你知道GDP数据之前，股市中实际上出现大量的净供给，做市商们被迫让股价下跌。即使美国GDP数据好于预期，每个人都认为这对经济和股市都是好消息，但美国股市依然会下跌。此时人们开始寻找股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快，我们的市场评论员们开始引用这样或那样的下跌原因。而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人们没有能力再买进股票，同时有人卖出股票以满足其对现金流的需求。市场人群的实际交易活动，而不是他们或你作为个体的思想，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因为这才是市场价格的真正驱动力。

行为分析

“永远不要预测未来。”这句话源自棒球经理凯西·斯坦格尔（CaseYStenge1)或者是另一位棒球偶像尤吉·贝拉（YogiBerra)。出现在金融市场时，这句话是非常尖锐的，尤其是对我这样的趋势跟随者而言。这句话幽默诙谐、充满智慧，但却与我们在投资界的所作所为如此的不协调。之前我曾提到的另一句市场习语看起来已经在金融界根深蒂固，而这一句多出现在外汇市场中当人们被问起有关市场汇率的预测时。很多人常见的回答是“预测外汇是一项不可能赚钱的工作”，并且伴以狂笑。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大量因素会影响汇率，所以试图预测它们未来的动向简直是不可能的。大量因素会影响汇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影响外汇交易者的心理)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大量因素会影响其他市场运动的说法不也是正确的吗？当我听到有人说预测外汇是一项不可能赚钱的工作时，我觉得可笑，因为他们一方面说预测市场价格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在说对某些市场价格的预测比其他预测更可能实现。他们好像在说，预测一只股票的价格在未来的动向比较容易，因为驱动股价的因素有限，比如收益前景和资产负债表。如果收益前景乐观，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列出的其他有限的因素都非常理想，那么股价将会上涨。故事结束。确信无疑。市场价格将遵守这一理性的分析。它不得不遵守。

是的，以上分析看起来是正确的。那么安然公司的欺诈行为如何解释呢？对那些重复着咒语“预测外汇是一项不可能赚钱的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用这句话来消除应该管理外汇风险的想法，因此他们从来不在外汇风险上做套利，完全避开了关键问题。在外汇投资上持有一个中性头寸，即在那一外汇风险上做50%的套利。在外汇风险上套利0%与在外汇风险上套利100%同样危险。这是简单的常识。我已经在外汇市场中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促使我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问我他们是否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假期买外汇（因为某些原因，他们认为我能够“预测”外汇的动向：)。我的回答是，我像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对某个货币在现在和你的假期之间的确切走势并没有任何头绪，所以你应该现在买一半，在假期之前买一半。以那种方式，他们的资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如果外汇价格上涨，他们将感到放松，因为他们已经买了一半；但是，如果外汇价格下跌，他们仍会感到放松，因为他们可以以较低的汇率买进另一半。

这是常识，但是正如有人说过，常识并不平常。

基本事实是预测金融和期货市场中价格的未来动向，是最不可能、最无用的工作之一。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J以我看来，在“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或市场价格动向与“预期”这些未来的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意义相同，但对我而言却有着重要区别。它与信念系统和认知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预测暗示着一种基于信念系统的信心等级，世界将根据预测者的决定而发展。它还暗示着一种自大的态度，对世界可能不按预测者的预测发展的可能性寸步不让。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和基本面分析家声称他们所做的所有预测都有确定的概率，但是在他们的预测中很少有“B计划”。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与自己的中心预测“情投意合”，一旦变为现实，认知失调过程便出现了。另一方面，预期未来的价格动向暗示着这样一种信心等级：把未来价格运动可能与最初预期不同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不像价格运动的预测者，价格运动的预期者将会说：“我预期价格向这一特定方向运动，但是我也接受它不向这个方向运动的可能性。”对我而言，这也是简单实用的常识。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对投资管理领域内的很多人而言，它不是一条实用的常识，而是一种软弱的标志！不幸的是，投资管理领域，当然在养老和共同基金一方，倾向于认为“预测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预测有信心”。对我来说，这不仅是纯粹的胡扯，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投资经理的首要工作是保护客户的资金，而不是努力做“最好的”预测。预测暗示着一种自大的态度，世界将按照预测者的猜测去发展。正是因为这种“信念”，预测者很容易变得固执己见，而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或投资时，固执己见可能是交易者走向破产的最快方式。人们让亏损逐渐失去控制，是导致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市场崩盘的罪魁祸首，交易者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是他们的“观点”会变正确的。当市场走势与预测者的预测相反时，他们不能理解市场为什么会那样。当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时，他们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承认市场走势与他们当初的预测相反，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东西，或者他们的分析是错误的，对这些预测者来说就像是诅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预测有信心。他们已经做了所有的基础工作，所以股价不可能走向另一条路。当股价开始与他们的预测相反时，如果改变观点，对他们来说，就是承认他们是错误的，而承认自己错误的做法已经超出了这些预测者的智慧。但是，当你变成市场历史的一名学生时，你会认识到，这种承认错误的能力正是所有伟大投资家和交易家们的优秀品质之一。这就是我的观点。

真的令人奇怪，投资者们怎么会认为最好的基金经理是最好的“预测者”，仿佛这些明星基金经理拥有洞穿未来的点金术，而一般的凡人却没有。实际上，大多数“预测家”的业绩波动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固执己见的心理。当市场确认他们的观点时，一切顺利，他们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当市场没有确认他们的观点时，他们就会损失惨重，因为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或者是非常正确，或者是非常错误，导致投资回报的波动性很大（公平地说，我们的投资回报中需要一些波动性），但这同时意味着极端情况下的浮亏将是致命的。

我曾经合作过的一家公司，几乎所有大额亏损都是因为不能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而造成的。对那一天与该公司首席投资官的一段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做了有关某个主题（可能是趋势跟随）的演讲，在演讲期间，我为没有讲义之类的琐事向大家道歉。会后，这位首席投资官走向我说：“很棒的演讲，默里先生。但有一点，永远不要为任何事情道歉。”我被那句话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骄傲自大，那么几乎可以确信他不具有承认错误的品质。多年来，在做基本面分析的同事身上，我已经看到过这种认知失调的品质，但是我没有料到在这样一位大型投资公司的重要人物身上会看到这种骄傲自大的心理缺陷。根据后见之明，我认识到这是极度幼稚的。通常，扮演着如此重要领导角色的人一般都有着很高的自尊心和拒绝认错的心理，所以，自那次对话之后，我就焦急地等待那位自傲的首席投资官的这种心理表现出来。时间终于到了，在后来出现的大熊市中，他过高估计了股票相对于债券和现金的价值，那种“观点”和头寸被持有了太长时间，股市开始全面下跌。那位首席投资官不是唯一的责任人，因为还有其他人和委员会在工作，但他是那一过程的主要决策者。慢慢地，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出现了问题，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认为市场稍微扭曲了规则，随后因公司几乎破产而受到谴责——拒绝心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被迫卖出股票，买入债券。滑稽的是，这时已经接近股市下跌的底部。

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一个失败的观点被持有太长时间，当亏损之痛变得难以忍受时，那种观点和头寸便在市场的拐点处改变了。想想尼克·李森（NickLeeson），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或其他任何一种情形，当亏损或严重的业绩下滑出现时，通常你会发现当这些头寸了结后，市场又回到了最初分析的方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通常会使预测家们更加相信他们最初的观点是正确的！难以置信。

在上述例子中，那家公司被迫卖出股票，被迫退出了正在亏损的头寸。因为在后来发现这时接近市场底部，所以相关人员仍然声称他们高估股票是正确的。虽然实际上股票表现远低于债券和现金的时间长达三年（！），但相关人员仍然认为他们的观点没有错，只是市场需要时间来实现它，那些可恶的其他部门却强迫他们在市场底部卖出了股票。相关人员总是将错误归咎于别人。让这种人来管理我们的养老基金，真是令人费解。

当我写到此处时，市场恰好处于又一轮熊市之中。那位与上次崩盘关系密切的首席投资官又被媒体引用说他们“自然看涨"当前股市。读到这条消息我不禁想笑。他们当然是“自然看涨"的，因为他们公司的成功依靠股市上涨！通常，在股市中有一种结构性的看涨偏见，对基金经理来说更是如此。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偏见显然是好现象，但当人们在分析市场时，如果不能消除那种偏见，就要出问题了。无数次我听到别人说我有抑郁症，是“悲观先生"或者永远的悲观者，但在市场外我是非常乐观的。我的愤世嫉俗的现实方法，或许是源于早年我主要在债券市场工作的事实。经济上的坏消息对债券市场来说通常是好消息。这一观点或许是正确的。根据我在市场中交易和投资的经验，我所知道的是需要保持情绪上的中立，也就是说不要有任何方向上的结构性偏见。

一个观点什么时候是错误的呢？持有一个观点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会变为正确的。啊，市场中又出现一颗智慧的宝石。我真的听到有人那样说过，当他们的基金或头寸经历长时间的严重亏损，通常是他们因无法承受亏损被迫出场以后，他们说：“不是我的观点错了，而是时机错了。"我必须更正一下这种观点。他们持有关于未来市场动向的这种观点，而该观点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变为正确的。但是，市场最终走上他们预测的方向，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难以置信的是，投资管理界中相信那句话的人很多。这种类型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1998年和1999年的因特网泡沫。绝大多数的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经理都没有被卷入那次可笑的股票价格上涨中，因为他们（他们的预测或观点）认为这些股票估值过高，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很好的公司。当然泡沫最终破裂时，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经理们都跑出来说“我告诉过你是这样的"。

棒极了!他们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但那并不是经理的工作。经理们没有在高点附近买进股票，并且坚持到科技股崩盘，的确使资金免受损失。但是，经理们也没有在泡沫开始到破裂期间做多科技股，同时错失了一次使资金增长的巨大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难道不应该期望我们的投资经理充分利用市场中出现的所有大机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预测或观点不允许而错失史上最棒的一些机会吗？

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受害者是托尼·戴（TonYDYe)，他是菲利普斯和德鲁（Phi11ips&Drew)公司的一名基金经理。该公司没有在科技股的牛市中投资，因此失去了客户。戴身上的压力增加了很多，不过他坚持认为那些泡沫将会破裂，最终化为泪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最后的顶部形成之前数周便被迫离开了那家公司。戴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科技股和网络股明显被估值过高，但市场总的来说正在形成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他的态度同信奉价值投资的人如出一辙。他用来解释他的决策的推理是这样的：当你要乘坐火车时被告知火车将在10站旅途的某个地方撞车。最佳策略是坐5站左右，但是如果你主要关心的是安全问题，那么你根本就不应该上车。这种推理的问题是人们一开始怎么会知道火车有多少站，可能是10站，也可能是50站。除非你真的登上火车，否则你可能错过此生最棒的一次旅行。而且正如后面我们所看到的，火车事故极少是瞬间发生的——在大型撞车事故发生前，总是有机会跳车的。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期望我们的基金经理搭上那班火车，并且在事故发生前坐的时间越长越好。我认为那是值得他们去坐的。

拒绝承认错误不只是一种市场中的现象，但是看起来它的确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如果一个人处于压力较大的环境中（实际的或感知的)，那么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例如，我们看到在政界有些决策对某些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当我在200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美英联军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得到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辩护和延续，尽管大量证据表明入侵理由值得怀疑，而且入侵后伊拉克本地局势严重恶化，大多数伊拉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时间过去得越久，那些人的观点越加根深蒂固，“那样做是正确的”。“信心政治”这个词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意味着有些人的信心会引领人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在真理的曙光出现前，人们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长时间。

看起来在不能承认错误这种品质和人的社会角色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当只有几个人知道你的决定时，是比较容易承认错误的。但是，当你的决定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比如往大点说在政治上或往小点说管理客户的资金时，承认错误就变得让人极度不安、无力承受了。我个人同意美国作家和著名的领导力研究专家约翰·麦克斯维尔（JohnC.MaXwe11）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足够大度去承认他所犯的错误，足够聪明去从错误中谋利，足够强大去更正错误。”或者如吉姆·费博格（JimFiebeg）所说的“一个人错误的时候需要勇气去承认错误，正确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保持沉默。”

认知失调

斯坦福大学的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在1957年发表了认知失调的心理学理论。该理论称，人类的信念、知识或态度（他们的认知）总是处于相互冲突（失调）的状态，因为人们不喜欢有相互冲突的想法，所以人类的大脑总是试图摆脱这种失调的状态。费斯廷格最初观察的是一群UFO（飞碟）狂热分子，他们相信地球将会在外星人向该群体中的一名成员发送一条信息后被毁灭（那就是美国出现得最早的UFO阴谋理论！）。当地球未被毁灭时，该群组成员又开始宣称是外星人拯救了地球，并且更加努力地使人们相信这一点。该群体在世界没有被毁灭的现实面前选择减少现实与他们的信仰之间的失调，称世界被他们当初说要毁灭地球的外星人给救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是，一群狂热的俄罗斯人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便藏在一个山洞中达数月之久，直到2008年4月融化的积雪毁坏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为止。他们原来以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想法，被“山洞被毁是上帝显灵”的想法所取代。

我们的大脑中有无穷无尽的想法。它们是我们的信念、态度或观点。“我只是偶尔吸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而“我喜欢开快车”可能是另一个。现在，如果我们的大脑中有这样的观点：“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开快车不但危险而且犯法”，那么我们的认知（想法）就出现了失调。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想法，比如“我喜欢打高尔夫”和“我喜欢做户外运动”，那么这些想法被认为是彼此相关的，是“和谐的”。对和谐的认知，我们人类一点问题也没有，事实上，拥有和谐认知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

人类对相互冲突的观点感觉不适的想法同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对此，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早在1620年便在他的《新工具》（No'VuηOrgηuη）中给出了完美的总结。

培根的意思是说，我们一旦采纳了一个观点，我们就会使那个观点“免受伤害"，从而忽视或轻视反方面的所有证据，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和谐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不能应对失调的认知，于是我们的大脑迫使我们放弃或消除一些可能拥有的冲突的想法（认知失调）。消除认知失调的方式有很多。

一种方式是完全忽视它，例如通过假装吸烟对健康无害而享受偶尔吸烟带来的乐趣。如果有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冲突，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忽视、拒绝接受，并且避免再收到那类信息。另一种消除失调的方式是改变特定认知（想法）的重要性。我们可能觉得开太快也很好（我们无法不开快），或收到一张超速罚单没那么严重（我们能够支付得起），通过这样做，我们降低了认知失调。如果我们改变我们拥有的冲突的想法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大脑在处理那些冲突时就容易一些。于是我可以把车开得飞快，而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劲。人类消除认知失调的第三种方式是，增加或创造新的认知，以压倒现有认知。于是，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如果我“每周去健身房四次"，与“我喜欢偶尔吸烟"的事实结合在一起，那么我就有了多个认知来压倒“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对市场中的每个人来说，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熟悉。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作为人类，我们注定会拒绝彼此冲突的想法或信念，而对彼此一致的想法或信念感到舒适。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来说寻找确认我们观点的市场研究会让我们感觉舒适。如果我看跌股市，那么当我读到验证我的观点的研究时，要比读到持相反观点的研究更让我感到舒适。实际上，可能我要做的不是读什么看涨报告，而是想方设法彻底忽略它们。这种说法听起来是否很熟悉？我们就是这样同自己的观点捆在一起的。对市场未来动向的观点或预测都是认知，所以与那些观点不一致的任何东西都是冲突的，或者说失调的，当认知出现失调时，我们总是努力去证明自己原来的认知。我们总是努力去拒绝与我们最初的观点相冲突的信息，或者寻找其他支持我们观点的证据去证明它。

可笑的是，认知失调的思想在市场中非常有名，尽管不是使用的心理学实验室中的语言。当有人描述他们对市场的看法时，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谈谈你的预计”。意思是说，那个人正在表达的观点如果实现的话，他／她的投资或交易头寸就会获利。那个人有一条认知（即“我做多股市，)，为了得到和谐的认知而不是冲突的认知，他将思考和表达看多股市的东西。如果那个人看到的信息与他的观点相悖，那么他就忽略掉它、改变它的重要性（例如“这说得不错，但是公司收益对股市来说更重要，)，或者用新的认知压倒它（例如“好的，但是收购与兼并正在进行，)。我们都有这样的认知失调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很多人一样时时警惕，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那样做时就能够保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思想，从而及时更正错误。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中另一个认知失调的例子是这样的。假设一名投资经理已经做多一只股票，因为他预期股价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上涨，理由是该公司具有良好的收益报告。一开始股价上涨了一点，但是，当收益报告出来时比预期要差得多，于是股价一路下跌。此时投资经理并没有卖出股票、停止损失，他所做的是继续寻找支持股票看涨的其他证据。虽然他做多那只股票的理由是该公司将公布良好的收益报告，但是实际上收益报告很差。他将会寻找其他的看涨因素，如果一点也找不到，那么他将捏造一些，或者降低收益报告很差这一事实（认知)的重要性。他正处于认知失调中，因为他最初的认知（那家公司的收益报告将是好的)已经遇到了另一个相互冲突的认知（那家公司的收益报告很差)。于是，通过寻找其他认知来压倒这一冲突的认知，他可能会说：“嗯，虽然这些收益报告很差，但是请你看一下该公司的其他基本面数据，它们仍然良好，长期来看，股价会回升的。”而实际上他是因为该公司预期出现利好消息而将该股票作为短期头寸入场的。但是他现在相信那家公司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长期投资目标。股价远低于他买入时的价格，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相信或接受他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一事实，所以他仍在寻找支持他的多头头寸的证据。按照市场中的话说，是时间“把短线交易转变为长期投资了”。这句话在市场中也会经常听到，因此，人们似乎不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行为特性，而是继续心甘情愿地任由认知失调行为摆布。

在心理学理论中，认知失调与拒绝是紧密相关的。拒绝“不只是非洲的一条河，（译注：非洲一条河的名字叫拒绝)，它还是人类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当从这个角度考虑时，你便会明白为什么当有些事情挑战我们的观点时，人类的防御本能就是拒绝或忽略它。在对拒绝的研究中，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是我们的领路人，她把拒绝归类为一种不成熟的思想机制，因为它与应对现实和从现实中吸取教训是相冲突的。在上面的例子中，现实是收益报告很差，股价下跌，这与我们的基金经理所认为的相冲突。有多种类型的拒绝（事实拒绝、责任拒绝、碰撞拒绝，甚至拒绝的拒绝，等等），但是责任拒绝可能与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拒绝行为关系最密切。责任拒绝包括归咎（推卸责任）和辩解（做一个看似正确的选择，尽管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归咎博弈在生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事情开始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时，在市场中更是常常上演归咎博弈。一个经典的例子出现在网络股崩盘之后的21世纪早期。在1999年和2000年初的那些疯狂的日子里，那些购买了网络股的投资者们开始自由地抱怨。没有人强迫他们买进那些股票（在市场中我们的意愿总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却被当时令人愉快的泡沫所俘虏，在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时间买进了网络股（时间真的就是一切）。纳斯达克崩盘，所有网络股的股价都呈自由落体之势，有时跌幅达100%。但是，他们非但不为在错误的时间买入股票（更重要的是没有在崩盘时退出）承担责任，而且发起一项运动为损失惨重的持股者“寻求公正”。结果，首次发行这些股票的投资银行受到谴责，说他们不该把这些股票公开发售，有些作为证据的内部电子邮件称那些股票为垃圾。他们当然得到了补偿，华尔街被嘲笑着，其“非法所得”又还给了个人投资者。顺便说一句，每次崩盘这种事情都会发生，总得有人受到谴责。

在此我给每个想买股票的人一点提示。华尔街和世界上其他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靠卖股票而生存的。卖股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产品就是股票。投资银行拥有发行IPO（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的特权，他们卖出股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股票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而是因为卖出股票可以使他们获得交易费。事实上，你可能争辩说，很多情况下发行原始股的公司都是非常成功的，那家公司只是希望“筹集资金”而把公司卖给公众。对此有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2007年私募股权巨头黑石公司（B1ackstone）决定通过IPO的方式卖出他们的股票。①在2007年时，私募股权已经大赚了好多年，全世界宽松的流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风险资本的融通。成百上千亿美元资金流入私募股权公司，然后用这些资金和便捷信贷进行融资收购和兼并。私募股权和企业法律事务所迎来了繁荣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客人们离席的最好时机，不早也不晚。于是，当人们对私募股权的渴望到达峰顶时，黑石公司决定IPO。这无疑是一次精明的商业转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一次次做着这样的事情，但却没有人切实去查一下他们为什么卖出。当然他们会说，不会再有更好的机会投资这家公司或这个行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公司或所说的行业，刚刚经历过一段非常完美的利润增长爆发期。经历过!说明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人们总是会上市场营销和宣传的当，而不自问一下为什么。如果那家公司或那个行业一切顺利，那些股东们为什么不自己保留股份，而是卖出呢？那些股东们慈善到希望人们都加入他们那赚取百万的团队中吗？你认为呢？那些公司的股东在经过一段非常好的时期后选择卖出股票，当然是希望把他们的筹码变为现金，以躲避难以避免的下滑期。于是他们去华尔街进行IPO，将筹码变为现金，投资银行得到了大笔的交易费，公众买入股票并在市场恶化时被套牢。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们仍然会相信传说。那些股东们把他们的股票卖给我们，因为他们希望在情况变糟前出场。房地产大亨山姆·泽尔(SamZe11)在2006年卖掉他的公司，他在一条圣诞信息中明确告诉我们他卖出的原因，这条信息可以按照“雨点不停打在我头上”(RαiηdroPsKeePFαLLiηgOηMyHeαd)这首歌的调子唱出来。

泽尔预计房地产业将出现衰退，毫不掩饰地喊出了在市场高点卖出股票的原因。但是仍然有人买！因此，在购买华尔街想卖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时，看起来古老的拉丁语格言“买主当心”（买家注意)是非常适用的！

当市场行情变坏时我们随时可以听到责任拒绝，在2007年我又听到一个关于英国北岩银行与“银行挤兑”的例子。北岩银行所选的为自己融资的方式很容易受到金融市场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当金融市场的那些因素出问题时，该银行不得不向最后的依靠英格兰银行（BankofEng1and)请求紧急资金援助。这引起了投资者的恐慌，该银行的股票价格暴跌。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发生了，人们都跑到银行去提钱！媒体质疑，这怎么可能发生呢？那些监管人员呢？为什么没人出来应对？

当人们从银行出来，英国财政大臣开始谴责国际金融市场时，我不仅出声大笑。银行不能处理这种事件是因为它的融资方式具有很高的风险；财政大臣认为是“让人讨厌的国际金融市场做的”。几个月之后，该银行不得不转归国有，甚至首相也抱怨“美国市场的问题”导致英国经济进入困境。这是典型的责任拒绝。因为当时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Brown)是苏格兰人，所以使我想起苏格兰少年们所说的一句古老的话，“一个大男孩干完坏事后跑掉了”，可以用来突出这种责任拒绝行为。于是，按照首相所说，一个美国大男孩干完坏事后跑掉了，他们没有必要编造。

责任拒绝中的辩解可能最接近认知失调。当事情变得糟糕时，我们常常是寻找证据来证明我们的头寸是正确的，而不是抱怨他人或他物。这种事情在市场中一次次发生，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在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的案例中，它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自尊

我们所有的行为当然都与自尊有关，自尊是心理分析理论中心理的三部分之一，它是一把双刃剑。大多数人认为具有过高自尊的人是傲慢、任性的，这或许是正确的，它意味着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尊具有负面含义。毕竟，傲慢任性的人都不是很受欢迎。但是，人这种动物的确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尊才能在世上存活。为了拥有完成日常工作的信心，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尊，换种说法就是自信。通常我们认为那些日常工作都是理所当然的。自己开车去购物，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尊或自信（当然还有驾照！）；申请工作或要求升职，需要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写这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自尊。这是自尊的作用，没有一定程度的自尊，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都有自尊，但每个人拥有的自尊的程度或者对自尊的关注程度却千差万别。时刻关注自尊的人要比不关注自尊的人看起来更加保守。他更可能反对冒险，当风险需要控制时，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需要勇敢地做出冒险的决定时，它就成了不利因素。有时需要同时有较高的自尊和承担较大的风险，但大多数人无法分清那些时间。换句话说，拥有很高自尊的人倾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但是当事情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当市场下跌时，拥有较高自尊的人一般会逢低买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确，市场错误”的自信是不可抗拒的。当他们正确时，他们成为英雄，而当他们错误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客户的基金破产之日。

凯恩斯是技术分析师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个名字与20世纪的经济学同义。他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人，他使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再也不必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大萧条，也开创了一种依赖国家的保姆式文化，纯财富创造被政府投资大量挤占。凯恩斯对现代经济的影响意义深远，每位经济学学生都必须阅读他的著作。凯恩斯有一些话被奉为经典，比如“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亡”（《货币改革论》（ATrαctOηMoηetαryReforη），1923年）。但有一句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很强的共鸣。有一次他被问及一个很挑剔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改变对某事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当事实改变时，我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先生您做了什么呢？”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这样一句与分析有关的优美、恰当的话语，竟出自这位基本面分析巨人之口，这是技术分析师们的箴言啊！不仅如此，凯恩斯描述的过程也极少有基本面分析师能够轻易做到。

对技术分析师来说，事实很容易辨别。市场价格就是事实。虽然在技术分析过程中还使用其他一些价格的衍生指标，但价格仍然是简单、基本、客观的事实。当价格改变时，事实就改变了。

对基本面分析师来说，事实很难确定，因为在得出预测或观点的过程中要牵扯太多的主观内容。比如，在判断一种货币是否估值过高时有太多方法，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到实际有效汇率（rea1effectiveeXchangerates)，该用哪一个呢？这种货币估值过高是否是一个“事实”呢？又如，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1Reserve)将在下次会议时降低利率是一个事实吗？除了委员会内部人士有一点线索之外，没有人知道。再如，某公司的未来收益将达到该公司或一些分析师预期的增长率，是一个事实吗？不，这些都不是事实。通常，基本面分析师是在处理观点——有些观点是基于特定的度量，但有些根本不是。市场价格是一个事实。

那么基本面分析师什么时间知道事实已经改变呢？技术分析师知道事实已经改变，因为价格已经改变，但基本面分析师没有可依靠的真正客观的方法。他可以查看历史经济统计数据和公司业绩，但是这些数据正如它们的名字所说，是历史。当这些事实改变时，显然为时太晚，因为市场已经运动，削弱了基本面事实中的这些变化。这是市场的工作——通过今天交易者或投资者们的集合观点削弱未来的历史事实，而这些集合观点又被市场价格所捕获。

市场从乐观到悲观，又从悲观到乐观，循环往复。不变的一点是，乐观的峰顶总与市场的高点相对应，悲观的峰顶总与市场的低点相对应。换句话说，所有好消息都在高点处到达顶峰，所有坏消息都在低点处到达顶峰。天空总是在正午最亮，在黎明前最暗。究竟为什么还有人想忠实地跟随那些总是落后于市场价格，并且恰好在市场最顶部或最底部产生最好或最差分析的东西？

凯恩斯著作中的另一句话也暗示着他是一位秘密的技术分析家。他说：“成功投资就是预期他人的预期。”如果凯恩斯不相信价格运动或技术分析，那么他就是拥有简洁地表达那些分析师的观念的天赋。或许他在1927年发表声明“在我们的时代将不再有崩盘”之后，又得出了关于市场运作的更实际的观点。两年后，华尔街大崩盘（一点谦虚所能做的事情足以令人惊奇！)，如前所述，市场分析师的目标当然应该是找出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将要做什么，这就意味着不要从个人的观点进行分析，而要从整个市场的观点进行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分析师们应该找出是谁在控制市场，舆论与市场掌控者意见一致还是相反。但是，他们应该只在舆论处于极端的情况下（比如每个人都看多)时选择逆舆论而为，否则他们应选择顺风行船。

凯恩斯的“选美比赛”是他在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ηerαLTheoryofEηPLoyηeηt，IηterestαηdMoηey)中引入的一个概念。他在解释股市波动时用到了这一概念。他把股市中的“理性代理人”比作当时伦敦一家报社举办的选美大赛的参与者，他们要从100位最美丽的女性照片中选出6位。凯恩斯的论点是，虽然大多数人的自然冲动是选择6张他们认为最美丽的面孔，但是更好的策略是根据大众对美丽的认识，选择自己认为其他大多数参与者会选的那6位。另外，他认为这一过程可以推广。

凯恩斯认为这一过程在股市中普遍存在，投资者们不必根据自己对某家公司的看法进行投资，而是根据市场整体对那家公司的看法进行投资。从这种意义上看，凯恩斯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技术型市场分析。在许多方面，因为这一过程和技术型市场分析都是得出结论前找出是谁在掌控市场，所以它们与《博弈论》（GαηeTheory)中的很多思想非常相似。

技术分析师找出是谁在掌控市场（多方还是空方)，然后根据哪一方较强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的确是一种精明的策略。我曾经在一个名为科尔丁厄姆的苏格兰小村里住过。它距离英国边境非常近，当我读到关于那个村庄的历史时我才知道，在中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战争期间，因为那个村子频繁更换统治者，所以许多家庭都有两面旗子，一面是苏格兰的，一面是英格兰的。户主将根据是哪一支军队在向村子进发而举起相应的旗子，以免房屋被烧毁。这是懦夫的策略吗？很可能是，但这在战时和现在全世界的政治统治中都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或公司都与政府或可能的政府关系密切，因为他们知道法律的力量，并且很多生意来自政府。众所周知，最成功的媒体巨头之一碰巧是澳大利亚人，在每次的政府选举中他都站在可能胜出的一方，并声称支持他们。他的目标是总站在胜方阵营里，而不管原则是什么。胜出的一方完全是商业伙伴。

在冲突中与最后的胜方站在一起，无疑是一条成功之道。本质上，技术分析的目标就在于此。在市场多空双方的战斗中，技术分析师保持中立，直到他看到有一方占了上风，他才宣布支持哪一方。这只是很浅显的常识。通常，基本面分析师和经济学家总是透过带有个人偏见的棱镜来看问题，而技术分析师，因为在采取行动前是站在边线权衡谁会获胜，所以可以说是无偏见的。基本面分析师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市场，按照他们自己预测的方向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技术分析师则是找出市场中实际集合的获胜的观点，然后在那个方向上确定自己的位置。

大炮和喇叭

如果你愿意，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伦敦。1856年。英国绅士俱乐部。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Rothschi1d)坐在靠近噼啪作响的火炉的皮椅上，呷了一口红葡萄酒。他的同行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ofWestminster)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上帝的名义，你是怎么做的啊？，威斯敏斯特公爵对罗斯柴尔德勋爵说，“股市已经崩盘了。就在几天前英国在克里米亚半岛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股市却崩盘了，你（！)又一次（！)在市场的最顶端卖出全部股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你是第三次这样做了。你的秘密究竟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勋爵又呷了一口红葡萄酒，停下来对威斯敏斯特公爵笑了笑。“那真的非常简单，”他说，“在炮声中买进，在喇叭声中卖出。”

上面这段虚构的对话，其原形是一个市场传奇人物罗斯柴尔德勋爵——著名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人们认为他在这段对话中阐明了他的交易策略。在战斗的炮声中买进，在胜利的喇叭声中卖出。在描述战争冲突、地缘政治紧张时期的市场行为时，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它实际上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话也适用于和平年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实际上是在说：“当所有消息都是坏消息时买进，（在上面的故事中，即战争迫在眉睫或已经开始时)，并且“当所有消息都是好消息时卖出，（在上面的故事中，即战争结束，取得胜利)。丹尼斯?加特曼（DennisGartman)对这句话有一个现代版本：“当你欢呼时，你应该卖出；当你痛哭时，你应该买进。”

虽然战争无疑会给某些工业板块带来利润，但罗斯柴尔德勋爵在市场中投资的秘诀是他能够去感受大众的心理。当所有消息都是好消息时，人们自然会受到积极的影响，当所有消息都是坏消息时，人们自然会受到消极的影响。他认识到市场是向前看的，并且受人们观念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观念的唯一驱动就是人的心理。如果战争迫在眉睫，新闻报道都是坏的，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卖出。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随着战争的发展，捷报频传，新闻报道开始变得更加乐观。一些（极少数）勇敢的投资者开始买进，市场开始慢慢上涨。最后，当战争结束，胜利被确认时，新闻报道欢欣至极，举国同庆。此时最后一批买家涌入市场那些买家在新闻仍未完全乐观时没敢买进。他们需要确认战争已经结束，他们思想中的“不确定性”已经荡然无存。这些买家的入场是因为受到好消息的影响。他们没能认识到的是他们是最后一批买家！他们买了罗斯柴尔德手中的股票，因为没人再买股票，所以股价下跌。

这些市场行为也被称为“比傻理论”。只要市场中存在“更大的傻瓜”，愿意在更高的价格买入，市场就会一直上涨。说到底，这也是基本的供需理论。如果在更高的价格处市场中不再有需求，那么价格就不得不下跌，至少是停止上涨。不管消息有多么好！不管消息有多么好！如果每个人都做多，那么还会有人提供更多需求驱动价格上涨吗？

这是所有市场运行的基础。在所有时间框架上，在任何国家、任意经济周期任意政治环境中均如此，这就是市场的本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宏观经济和基本面分析一般是根植于供需理论的，但是做这些形式分析的实践者们却总是忘了永远有效的供需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和期货市场。他们去分析一家公司是否赚钱，但是却忘了，即使那家公司看起来非常赚钱，但是如果市场没有对那家公司股票的需求，它的股票价格也不会上涨。这便是问题的核心。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一家公司赚钱，那么它的股票就有需求。当然，这种联系有时是正确的，但事实是他们仍然在分析一些与股价上涨与否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基本面分析师们当然会反驳说公司赚钱和股价上涨之间的联系很紧密，但这并不能解释网络股泡沫怎么产生的。股票价格仍在暴涨，为投资者提供很棒的赚钱机会，即使公司根本不赚钱。他们可能说，具有较大贸易赤字的货币应该贬值。它们应该吗？对此，货币市场的表现在多数时间里都与以上结论不同。

在我看来，分析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期货）是否有需求或供给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不去分析那些与供需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的东西，而是直接去分析该工具本身的实际供需。如果我想知道某支足球队是否会成功，那么我是去分析他们的训练设施和管理团队，还是直接分析他们的实际表现？如果我想把我的钱投资给一位基金经理，那么我的决定是主要基于该公司的投资程序，还是基于它的业绩记录？对这些问题比较切合实际的答案是“两者都看看”，人们一般也是这么做的。你可能拥有一支足球队，其训练设施和管理团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如果他们输了比赛，那么这就是事实。你可以选择拥有世界上最佳投资方法的基金经理来管理你的资金，但是如果他的业绩表现不佳，那么这就是事实。技术分析处理的是这种事实市场中实际的价格运动。

在我看来，就是这些对基本面分析的影响因素，致使市场在外行眼中是如此的复杂和难以理解。因为需要用基本面原因去解释价格运动，所以使很多人在顶部做多，在底部做空。这实际上就是市场循环往复的原因，也是技术分析总是能够比基本面分析得出更好预期的原因。解释价格运动的这种需要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并且演变成群体心理。市场需要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下才可运转。这一群体必须越过位于市场顶部和底部的悬崖他们便是更大的傻瓜。在市场顶部，精明的投资者必须把股票卖给愚钝的投资者，从而促进市场趋势和循环的产生。所以，基本面因素股价上涨的原因，直接促成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基本面分析与价格之间的联系至多是一种巧合。

价格并不总是正确的

如果分析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价格是唯一真正相关的事实，因为它代表着未来的集合心理，那么他难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价格必须总是“正确的”。举例说明，如果市场价格下跌，那么分析师必须接受：市场的集合心理是看跌；如果市场价格上涨，那么分析师必须接受：市场的集合心理是看涨。这样，分析师就没有把他的意愿或观点强加给市场，而是让市场讲述它自己的故事，而且所有分析师都必须搞清楚是空方还是多方掌控市场。

多年来，我曾经与无数同行争论过这个问题，那时我们通常是在讨论另一条著名的市场习语“市场永远不会错”。这句习语或这种思想实际上起源于技术分析派，因为技术分析派相信市场价格包含那一特定时刻所有已知的和关于未来的打了折扣的全部信息。同时，很容易看出基本面分析派为什么认为这句话是诅咒，因为对他们来说，市场价格总是会偏离基本面，然后又返回来反映那些基本面。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市场价格总是对的，也总是错的！市场价格总是错的，因为它总是在走向另一价格的路上，它总是在不断变化。然而，市场价格也总是对的，因为它反映了那一时刻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事实。在我看来，对这一点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在交易和投资游戏中长期生存的最关键要素，所以我喜欢这样说，市场（价格）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但它总是一个事实。

合理性不是一条规则

在理解市场群体行为时，基本面分析师真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通常，他会根据合理的思考过程预测市场行为会反映经济或公司的“事实”。举例说明，如果被分析公司公布的利润或收益增长高于预期，那么合理的预测就是股价上涨。这时该分析师作为个体将要做的，就是买进那只股票。但是，这种思考过程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忘了或者是因怕麻烦而没有考虑这一点：整个市场的决定（由市场价格度量）可能没有相同的、合理的决策制定过程。

合理性理论是一个灰色区域，在学术界和投资界都容易引发争议。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人文学科比如心理学纠缠在一起。在心理学理论中，合理性和推理是我们在分析每天看到的数据时所用的重要方法。对一个合理的决定，个人或组织所关心的是追逐它的目标，所以合理性指的是成功实现目标。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术语“合理性”被用来假定一个经济代理人将总是做出选择以最大化他的效用函数（一个数学表达式，它给经济代理人或消费者所面对的所有可能的选择都赋一个值），其中效用被定义为商品消费的满意度或需求度。在研究个体时，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当面对一组选择时，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的一个组合，但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相同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群体时，我所认为的合理选择可能与那个群体中其他人所认为的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这一事实仍然未能阻止人们把他们自己的合理选择当作群体的选择。

在我参加过的很多次会议上，当我们在谈论市场时，有人会对当前形势提出一个合理的、可能的结果和分析，但是却未能言中市场的整体反应。我总是问自己人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有人想根据自己所认知的观点去分析市场这样明显的动态群体呢？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有人在知道市场是由持有不同观点的、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各样的时间框架上构成的前提下，还会认为他自己对未来的个人观点将会被市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所分享呢？当然，如果市场打算按那个方向运动，那么他的观点显然与群体观点一致。如果我认为经济发展即将放慢脚步，这对债券是好消息，那么什么会使我认为市场力量的主体将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即认同经济放缓真的对债券是利好呢？这里市场力量指的是市场中的净需求或净供给。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长期交易或投资成功的重要因素不是你正确的次数，而是你正确时获利的金额和错误时亏损的金额。因此，即便市场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如果那多数人对债券的买进力量小于少数人的卖出力量，那么债券价格实际上也不会上涨。那位分析师认为其他人持有与他相同的观点，他们所拥有的市场力量，便可推动市场向“他们预期的”方向运动。事实并不是这样。人们根据自己个人的“合理”观点去思考市场的动机来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思考过程“看，这是我所想和所做的，所以这也是市场合理的反应。”这种思想主要是认为市场将按照个人的合理化推理去运动。这是将个人意愿强加于市场，而当某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市场时，他会盲目地认为他的意愿将会变为现实。然后，这种个人意愿便成了那个人坚信不疑的观点，认知失调便产生了。

小结

在我看来，这一章已经向大家揭示了金融和期货市场中价格运动背后真正基础的力量是什么。是人类在驱动市场。如果所有人都离开股市，市场并不会自己交易。价格运动是人们在交易时彼此作用的结果，当人们交易的商品价格变化时，人类的情绪成了决策制定背后的最终驱动力量。因此，人类情绪是市场波动的引擎。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分析波动性的性质。

1.黑石公司的股票在IPO后9个月跌至发行价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