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绝对控制权

本书从制度与伦理二维视角动态地识别和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行为模式。制度视角下，从“动机—行为—绩效”对控制权私利进行研究，注意到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弹性边界，其行为实际上是主体特征与情境因素动态适配的结果，是典型的伦理决策问题。因此本书将嵌入伦理决策因素，通过多案例分析，厘清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形成的行为模式，拓宽了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分析视野。立足系统的多案例分析，本书提出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在兼顾法律、公司制度以及社会伦理多维度视角下，可归纳为“闯红灯模式”“擦边球模式”和“蚕食者模式”，从而将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模式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分析视野，为有效甄别和规制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情况下，以两权分离度作为大股东掏空程度的计量指标，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的掏空行为的内在形成机理。并以制度约束水平和制度激励水平为中介变量，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作用，为打开该影响机理的黑箱找到了突破口。同时基于非流通股控股转让与非控股转让的视角，对大股东特征与控制权私利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即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大股东股权属性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以及大股东制衡程度与控制权私利的关系，进一步揭示大股东特征与控制权私利的内生性问题，即大股东控制权私利形成的内在机理。

从政治关联的新角度，探究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前置影响因素。目前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与控制权私利度量方法、产生影响以及采取手段这几个方面，我们选取对控制权私利影响因素这一方向进行研究，是对学术界关于控制权私利研究的有效弥补，也是在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控制权私利的研究热点的有益探索，拓宽了控制权私利的研究内容。根据政治关联对控制权私利影响的实证结果，也能为如何对控制权私利进行有效抑制和合理利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而不限于探索控制权私利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在关于政治关联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中，我们还引入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高管薪酬3个中介变量，目的在于明确政治关联作用于控制权私利的影响路径。这是对已经兴起的政治关联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