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关于企业本质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为线索，认为企业组织萌芽于协作生产，形成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是由个体小生产转化而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小生产向协作转化也即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化，体现了“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2]”，“协作本身会产生一种社会生产力[3]”，会导致比个体生产更高的效率。协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一种复杂的协作，它为用机器进行大工业生产的工厂制诞生创造了技术的和制度的必要条件。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不仅可以节约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而且能够提高个人生产力和获得集体生产力。首先，他认为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只要”数量较多”的人在空间上集合起来并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节约就会出现[4]。其次，他认为合作生产在扩大劳动作用范围的同时缩小劳动空间范围，这样就可以节约“非生产费用[5]”。再次，他认为合作生产能够提高个人生产力。这是因为分工合作能够提高劳动熟练程度、降低学习成本、减少工种转换时间、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6]。最后，他认为合作生产能够创造集体生产力。他指出，“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7]”。
随着生产力发展，手工工场逐步发展为工厂，企业的成熟形式应该是以机器大工业为技术基础的工厂制度。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认为较多劳动者协作劳动是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资本雇佣劳动则是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充分条件，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获取垄断利润[8]”。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企业首先是一种生产机构，是追逐剩余价值的机体，是一种利用协作劳动的组织生产方式。不但如此，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出于对生产关系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指出企业是一个由契约结成的经济利益矛盾的统一体。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契约在形式上具有自由性和平等性，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是“等价交换”；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契约在实质上是不自由的和不平等的，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生产和再生产中存在着“剥削——被剥削”的关系[9]。
2.西方学者关于企业本质的理论
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有对企业的描述，只不过书中的企业是指工厂。他论证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工厂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认为分工创造的生产力是工厂存在的原因，而工厂规模的大小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他明确指出，如果采取单干的方式，“没有哪个人能在一天里制出二十根针，也许一根针也制造不出来”；但若实行分工合作，人们“能够制造出的针肯定不止两百四十根，甚至不止四千八百根[10]”。古典经济学总体上是从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作用的，因此，它强调企业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单位，其基本功能是把诸如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转化为一定的产出。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其功能仍是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而企业内部的结构、组织、制度和交易行为全部被略去，其研究重点是如何以一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一定的产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黑匣子”，有关理论既没有解释（或解释不力）企业产生的原因，也没有说明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对企业本质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由于上述研究的局限性，奈特（F. Knight）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了讨论。鉴于不确定性是无法保险的，企业家不得不承受不确定性。按照奈特的观点，企业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装置，通过它，“自信和勇于冒险者承担其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11]”。由此可以看出，在面临个人风险偏好差异的情况下，企业是一种最优的风险分配机制。然而，这个具有信心的冒险者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和建议或者与正在生产的人缔结契约，而不一定自己去组织生产，对此奈特无法解释。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12]。并且，这三个因素必须同时出现，否则交易成本就不存在。他从这三个因素出发，对企业的性质进行了探索，这对于大企业的解释是有科学性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认为企业并没有比市场更具优势，其本质仍是一种契约形式。首先，他们提出了“团队生产”的概念，认为企业的实质是一个“团队生产”，表示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集体内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而且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从而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和企业中的产权安排变得十分重要。其次，他们说明企业是一种特殊监督装置。对于每一种来源的信息成本，可能有不同的监督形式和契约安排。如果通过市场的监督是困难的，那么就可以设计诸如企业激励机制的契约安排形式[13]。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把企业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企业存在的分析思路着眼于内部结构而不是外部形式。“团队生产”和监督装置科学地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上工场就是通过集中生产、在监督下生产来完成生产任务满足市场需求的。
张五常提出了关于企业性质的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成立，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14]”。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与市场契约不同的是，市场交易的对象是产品，而企业交易的对象则是生产要素。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企业是外部性内部化的结果。这种主张没有注意到内部化后的交易在组织内部同样也产生外部性问题，因此，就不能有效地说明在企业内为什么要有监督。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虽然阐述了内部监督产生的原因，但他们把企业的本质视同“团队生产”，将其作契约性质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张五常认为，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理解企业是不充分的，只有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理解，才能得出企业的本质是由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这一结论。
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企业产生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存在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买进和卖出，它存在的目的和结果都是财富的积累，谁要是目的不在于追求财富的增加，他就不会加入企业，更不会自己创业经营企业。杨小凯和黄有光从分工角度阐述了企业的性质，他们认为，企业作为促进劳动分工的一种形式，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只要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就会出现。此外，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1986）从不完全合同的角度阐述了企业的性质[15]。经理主义将企业视为最优的契约安排；行为主义则将企业视为一种适应制度和政治的联合体。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 借鉴了达尔书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揭示企业行为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16]。
3.本书观点
通过以上关于企业性质的多种分析，总体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交易成本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抛弃片面的做法而从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企业的性质，倘若如此，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体，企业的本质在于，企业是资本所有者依照股权或债权契约投入资本，通过雇佣劳动力，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并以推进企业发展为其最终目标的经济组织。（1）货币转化为资本不仅有质的界限，也有一个量的界限。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必须有一个货币财富的积累过程。没有一定量的货币，就无法完成生产要求一定规模的集中，就不能把个人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不能组织分工协作生产，就不能形成手工工场——企业。（2）由于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始终充满着不确定性，本身又存在着产权矛盾，所以企业需要通过银行或资本市场来满足其金融需求，通过债务或股份来融入所需资金以解决其矛盾，这样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3）要素主体具有独立的产权是企业区别于家庭生产的根本标志，家庭生产的特点在于家庭成员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不存在独立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自由的交易活动。企业内各个要素所有者具有独立的产权，凭借其对要素的产权以及这种要素在企业内部创造的收益的大小，取得各自的谈判势力[17]。一种要素谈判的势力大，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的产权就能在产权制度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反之，则在产权制度中没有自己的位置[18]。（4）债务或股权契约内含不同的产权关系，而产权关系是生产关系最基本的层面，所以企业具有生产关系属性，不同的契约代表不同的生产关系，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5）分工既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也是企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企业在生产中也离不开协作，包括企业内部结成的团队生产和企业外部形成的集群组织（尤其指银行或资本市场），它们共同作用于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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