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管是通货膨胀传导的结构论（北欧模型）还是通货膨胀传导的总量论（凯恩斯主义模型），再到货币主义的开放经济货币均衡分析，各学派仁者见仁，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途径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北欧模型以及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模型有较多引用[4]。
瑞典学派奥科鲁斯特等建立了“北欧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输入型通货膨胀”为研究对象[5]。该模型以固定汇率为假定前提，将一个小国国内结构因素与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结合起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传导机制。北欧模型在“小国开放”的纯粹条件下研究了外来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先影响开放部门，继而波及非开放部门的传递机制，这一思路得到多位北欧经济学家实证分析的支持。
Johnson H G（1972）、Mundell R A（1971）、Frenkel J A（1976）、Swoboda A K（1976）、Mussa M（1974）和Clarson E M（1978）分别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理论运用到开放经济中，形成了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1976年，Frenkel和Johnson在论文《国际收支理论的货币分析法》中最早提出了经由国际收支同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小国开放经济的货币主义模型，并成为货币主义学派世界通货膨胀理论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Johnson建立了通过国际收支与世界相联的小国开放经济的货币主义模型，这个模型主要说明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不会影响国内通货膨胀，只会影响全面的国际收支。另外，他还粗略地论述了货币主义世界性通货膨胀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的价格水平变化取决于世界货币供给的变化[6]。Vassalou（2000）在浮动汇率制下，Holman和Rioja（2001）在固定汇率制下分别用实证检验了该理论的实用性[7]。
随后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原因、途径、过程等进行了研究。如Michael R．Darby（1981）认为，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汇率制度、货币和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途径传导至国内[8]。Kevin Nell（2004）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描述为：对进口商品需求的上升通过增加对银行信用的需求而获得融资，银行信用由货币当局调节。对外国资本、中间产品的高需求和外汇储备的不足，不可避免地对当期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于是进口品价格的上升引起通货膨胀预期，工资－价格螺旋使得通货膨胀过程持久[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从另一角度概述了西方经济学对开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国际传递的理论研究，该书认为，“这些国家从事的国际贸易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交易，对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有重要影响。此外，汇率结构——不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对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也有重要影响”。即它把国际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分为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结构三大块[10]。
1．3．2 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实证研究
相比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理论研究而言，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实证研究却不够丰富。国外学者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针对通货膨胀传导的途径方面也主要考查其中某一种途径如汇率或国际收支对传导程度的影响，以识别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主要输出国家。韩国学者Jeong和Lee（2001）以G7成员国为样本，通过协整分析，比较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下通货膨胀传导的程度，并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美国是G7各国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11]Cheng和Yuen（2002）以经济结构和开放度相似，但采用不同汇率制度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与美国之间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协整关系，最终得出结论：固定汇率制度会加重经济开放的小国对外界的危机的敏感度[12]。
针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治理，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Machlup（1975）认为：“对那些宁愿维持稳定物价，而不愿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来说，浮动汇率的确减轻了不少通货膨胀传导的威胁”。Calvo（1998）在考察拉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后指出：“经常性的货币冲销干预只会导致国内利率的提高，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好。”[13]Gamber和Hung（2001）认为：“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渗透程度越高，进口价格波动对本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越大。”Rogoff（2003）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与亚洲新兴国家的贸易确实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实际成本造成了向下的压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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