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特定人群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金融服务的使用处于稳步的增长中（Kempson，1994；Kempson ＆Whyley，1998）；但是另一方面，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甚至为负，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享受金融服务的能力。并且，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两极分化越演越烈。

尽管如Amaeshi（2006）所说，各国金融排斥产生的背景会有所差异，但是当时世界整体的宏观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Argent ＆ Rolley （2000）称其为后管制放松时代，post‐deregulation），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例如英国对金融市场的重新管制，打破了传统的产业界限，使得新进入金融行业成为可能，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产品，尤其是信贷和衍生产品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广泛地使用（FSA，2000）。所以，在给定如此广泛的接触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去挑选具有更大获利空间、风险更小的客户（Leyshon＆ Thrift，1995），这也便导致了客户细分市场的出现。结果，处于“边缘”的人群往往被忽略了，而那些能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利润的客户则能享受到更多更优惠的金融服务。于是，在这两大类人群之间形成了更为显著的两极分化。例如Boyce（2000）显示，“客户价值评价”成为提高银行收入的手段，而该方法必然会使银行服务进一步远离贫困、劣势人群。

二是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对产品的定价和对客户的风险评价能力大幅度提高。虽然精确的定价和风险分析能使金融产品可以满足细分市场的要求，使更广泛的客户得到更多种类的产品与服务，但是，这种风险筛选仍限制着那些在信用打分框架下风险值较高的群体，例如那些低收入人群、生活在衰败社区的人群以及那些信用记录比较差的人（Kempson，1998）。所以，这种发达的评估系统却成为部分贫困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壁垒。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被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然而，这种开发更多地是建立在为有利润的客户服务的基础上的，忽略了设计、供应针对低收入以及其他弱势人群的产品；同时，原来那些为低收入群体开发的产品也会因为盈利性低而不断地被删除掉，因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排斥的程度。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金融服务交付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减轻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关闭了位于比较贫困和人口比较少的地区的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了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金融排斥。当然，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丰富了对金融产品的使用通道，例如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但是，由于贫困人群收入未能提高，金融知识未能掌握，仍然无法使用该类便捷的金融服务。如Sinchlai（2001）发现，电话银行对于没有电话的人而言几乎是没有用的，BBA（2003）也同样指出，网上银行的兴起实际上是歧视那些没有电脑或者很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个人。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享有金融服务和金融排斥人群间的差距。

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和金融危机，银行的不良债务不断上升，同时随着成本的提高（Leyshon＆ Thrift，1995），金融机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英国在1980s时期实行了降低进入金融市场的壁垒措施，从而导致了金融市场上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这些机构为了获得生存，开始注重“价值最大化”目标（Boyce，2000），进入了“为质量而战”（flight to quality）的竞争中（Leyshon＆ Thrift，1993，1994，1995）。各金融机构不断细分市场，搜索那些更“安全”的市场，也即更偏向于那些有影响力的、有权利的群体，而将那些贫困的、处于劣势的群体分离出去。因此，金融服务业的这种不断细分和扩张的市场行为导致了金融排斥（FSA，2000）。正如Gardener et al．（2004）所说，金融服务业的策略变化明显加剧了金融排斥程度，特别是白热化的竞争、顾客价值概念的上升、顾客细分的提高、对有影响力的顾客的追逐等，都对金融排斥有显著地影响。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金融危机等，给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竞争不断加剧（Argent＆Rolley，2000；Leyshon＆ Thrift，1995），银行出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考虑，在扩大金融服务机构种类与金融产品以及服务范围的同时，同时也将一些小城市、农村、以及边远地区等的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关闭，并排斥了对一些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从而造成了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缺少金融机构、贫困人群缺少金融服务的局面，加剧了已有的金融排斥程度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

然而，尽管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等所引发的金融竞争的提高极大地影响了金融排斥，但是这也并不是解释金融排斥的唯一原因，例如，Dymski＆Li （2002）等认为，一些宏观结构因素（macrostructural factors）可能对金融排斥起到一定的作用，如金融产业自身的演化（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发展等，并且该结论也可以从对ethnic银行进行调查的结果加以佐证。

上述背景研究更多的是从“金融机构”角度出发进行的论证，实际上，金融排斥的产生是众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Gardener et al．，2004），除了上述提到的“金融”角度的因素外，社会经济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FSA，2000）。具体而言，可以从四方面进行阐释：一是收入和收入分布问题，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是仍有一些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是较少的，这些人组成了缺乏吸引力的市场（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1995，1998；Burchardt ＆ Hills，1998；Kempson ＆ Whyley，1999a， 1999b）；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对金融服务的可达性（access）有重要影响，如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无保障工作（如兼职工作、短期工作合同等）等，均增加了金融排斥的可能性（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1995， 1998；Kempson，1996；Bayliss，1997；Office of Fair Trading，1999b， 1999c；Burchardt＆ Hills，1998；Kempson＆ Whyley，1999a，1999b）；三是人口统计的改变（demographic changes）对金融排斥有一定的影响（Kempson＆Whyley，1998），特别是随着人们寿命的增加，不同人群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Mc Kay，1992；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1995，1998；Kempson＆Whyley，1999a；Rowlingson et al．，1999）；四是住房政策和保有期（tenure）的变化，使得有私人房产权的人可以以房子作为抵押物而能更方便地使用金融服务（如银行、保险、消费信贷等），而无房的人则面临了更高程度的金融排斥（Burchardt ＆ Hills，1998；Kempson ＆Whyley，1999a，1999b；Kempson，1996；Burrows，1999）。

因此，全球化趋势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使低收入人群面临着较高的金融产品价格，因而被金融服务所排斥。此外，消费者主观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自我排斥”因素对金融排斥也有一定的影响（Collard et al．，2001），如Bayliss（1997）认为，对于一些收入较少的贫困人群而言，他们往往相信金融服务产品与自己的环境并不相称，因此对金融产品持有排斥态度。而这又会与经济状态相结合，进一步加剧金融排斥，产生恶性循环。所以，这种微观层面的排斥性与上述宏观层面的排斥性诱导因素相结合，将会使得贫困人群的金融排斥程度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