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保险服务而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影响保险公司是否提供保险服务的重要因素。由于众多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最主要的还是集中于银行服务这方面,而对保险服务的关注度其实并不多,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诸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等基本保险服务带有一定的“政策扶持”色彩,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因此,对于基本保险服务的排斥分析,较少有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更多地是基本“社会排斥”的人文关怀而提出需要对这些人群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等相关政策建议。基于此,笔者将沿用6.1的基础分析模型对基本保险服务的排斥进行简要分析。
假设Pi为申请人实施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例如身体不佳的那些人群更有倾向会去申请医疗保险,申请了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人群更有可能实行过度的“享受服务”或有更少的可能性付出努力。尽管事后的道德风险在投保审批时未能预见,但是,基于大样本的“统计结果”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决定申请人的“资信”,也正是这种决策法,在某种意义上会引发前文所述的“统计歧视”问题,但其确实也不失为一种事先的判断方法。当然,这种决策方法会引起如Cebulla(1999)所说的“自我排斥”倾向。为分析的简便性,假设Pi可以隐性地反映出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违约”概率。该值与社会契约环境有关,一个地区的社会契约环境越好、信用度越高,则人们的自律性会较高,发生这种“违约”性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法律环境越好,则“违法”的成本较高,因此,“违约”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当然,决定是否“违约”与投保人自身的特质因素有直接的关系,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越高,“违约”的可能性就越低。于是,有:Pi= Pi(ϑi,ξi)。
所以,对于投保人而言,其效用函数为:
Udi= (1-Pi(ϑi,ξi))[(Ri-ri-f1(ki,zi,ϑi))Di]+ Pi(ϑi,ξi)[(Ri-f1(ki,zi,ϑi))Di-οi]
当Udi<0时,投保人产生了自我排斥倾向,即:
因此,随着f1()、ri、οi的增加,产生需求诱导型排斥的上限增加,也就是提高了排斥的可能性范围;而随着Ri的增加,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反而降低。
当E(πi)< 0时,担保公司产生了供给诱导型的排斥,即:
E(πi)= Si(r Ai-rb)-(Pi+ρ′)Si(r Ai+Vi)-C0-Ci<0
即:
因此,随着的C0(、rb增加,提高了Si的上限,因此也增加了保险公司对i投保人的排斥可能性,而随着r Ai的增加,保险公司对i投保人的排斥可能性反而减少。当对某一地区的投保申请人进行加总时,当S= ∑Si<0时,便产生了保险公司对该地区的排斥,其影响关系也与个人的类似。
据此,需求和供给诱导型的排斥与r Ai、f1)、、rb有紧密的关系,故此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4:随着障碍程度、融资成本、违约后潜在名誉损失的增加,需求诱导型的金融排斥程度会增加;随着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和评估成本的提高、对违约概率评价值和偏误的增加、未清偿损失的增加、以及保险公司偿付成本的增加,供给诱导型的金融排斥程度会增加。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根据各函数形式,可进一步假设:
H4-1:随着距离的增加,基本保险服务排斥的可能性增加;
H4-2:随着自我排斥程度的增加,基本保险服务排斥的可能性也增加;
H4-3:随着法律环境、社会契约信用等环境的提高,基本保险服务的排斥可能性减少;
H4-4:随着收入、知识水平等个人特质程度的提高,基本保险服务的排斥可能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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