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提出及其背景与基础

东盟国家间早在数十年前就进行过各种经济合作。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建议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货币合作正式展开。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提出

1997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最早提出关于建立“亚元区”和“东亚元区”的设想。1999年11月，“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意在加强东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2001年的上海APEC（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他在2003年进一步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争取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能让一种叫作“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流通。

2004年11月底，“10＋3”领导人会议（老挝首都万象会议）决定设立“东亚首脑会议”，摆脱以东盟为舞台的狭窄空间，并提出“东亚共同体”大目标。

另一方面，从1997年起“10＋3”领导人会议每年召开，至2014年11月已召开了17次会议，经济及货币金融合作始终是主要议题之一——参见专栏33：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

专栏32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

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当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至2012年底已举行了15次。

第1次会议。1997年12月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江泽民主席在会上表示，中国重视东亚合作，愿与东亚国家共同努力，形成平等竞争、互利合作的发展格局，共同为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第2次会议。1998年12月16日在越南河内举行。胡锦涛副主席在会上提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为加强东亚各国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胡副主席还提出了在“9＋3”框架内举行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的具体建议。

第3次会议。1999年11月2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朱镕基总理强调东亚合作的重点应当放在经济、金融和科技领域。

第4次会议。2000年11月24日在新加坡举行。朱镕基总理提议将“10＋3”定位为东亚国家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建立起金融、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框架，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的更大融合。

第5次会议。2001年11月5日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举行。朱镕基总理指出“10＋3”应本着互利互惠、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继续向前发展并向更高水平前进。

第6次会议。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就全面提高“10＋3”合作水平提出倡议和看法：一是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二是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第7次会议。2003年10月7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温家宝总理表示，逐步推动东亚合作迈向更高的水平：研究建立东亚自贸区的可行性；推进东亚财政、金融合作。

第8次会议。2004年11月29日在老挝万象举行。温家宝总理提出为推动东亚合作全面深入发展，建议稳步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深化金融和投资合作；支持“10＋3”小组。会议确定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就200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首届东亚峰会达成共识，决定启动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第9次会议。2005年12月1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温家宝总理提出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10＋3”合作，应重点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第10次会议。2007年1月14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温家宝总理指出，近10年来“10＋3”合作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和旺盛活力，确立了在东亚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

第11次会议。2007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举行。温家宝总理就加强和深化“10＋3”合作提出建议：其中第四点是立足实际，探索并形成符合东亚多样性的合作模式和途径。第五点是开放包容，在“10＋3”合作与其他合作机制的优势互补中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第12次会议。2009年10月24日在泰国华欣举行。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充分肯定“10＋3”合作进展，就加强合作提出六点建议：其中第二点是，深化财金合作。第三点是，扩大域内贸易和投资。温总理还表示中方将向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机制提供2亿美元资金支持，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中方愿牵头“10＋3”经贸领域合作。

第13次会议。2010年10月29日在越南河内举行。温家宝总理就“10＋3”合作下一阶段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加快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深化财金合作；向“10＋3”合作基金注资100万美元，用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的相关工作。

第14次会议。2011年11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温家宝总理提出：第一，要继续把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作为当务之急。第二，要认真实施、完善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安排，稳妥推进新的自贸区建设，增加区域内贸易规模，提升贸易水平。

第15次会议。2012年11月19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温家宝总理提出：第一，进一步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工作，尽快将“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升级为区域性国际组织，积极培育亚洲债券市场。第二，着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支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扩大各国间相互投资，深化产业融合。

第16次会议。2013年10月10日在文莱召开。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实践证明，“10＋3”合作是成功的，已经成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主阵地。

第17次会议。2014年11月13日在缅甸内比都召开。李克强总理提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谈判在2015年底完成，建成东亚地区最大自贸区。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提出背景

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引出以下3点教训：其一是，单个经济的规模小，易受外部的投机性冲击。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在金融全球化、国际资金流动规模非常大的今天，金融开放的经济体容易遭到短期资金的冲击又是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泰铢危机发生前的3月底，泰国的外汇储备有370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约8个月进口额，按外汇储备应相当于3个月进口额的适度储备量标准看，其外汇储备量是充足的。然而，仅远期外汇市场上，买入合同额就达到260亿美元，对泰铢兑美元汇率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即便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当时其日均外汇交易额达到1 000亿美元，其中港元与美元的交易仅为约16%。一旦出现市场信心下降，资金外逃骤然增加，会在短期内对港元兑美元汇率形成冲击。如果再加上持有巨额资金和高杠杆率投资（或投机）的机构投资者的推波助澜，危机难以避免。

其二是，东亚经济体货币大多钉住美元，容易产生货币高估，遭受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前，名义上采用固定汇率制的仅有泰国和香港，其他东盟国家和韩国等均采用浮动汇率制，而且泰国采用的是钉住一篮子货币而非美元。但事实上，大部分东亚经济体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其弊端是，一方面使货币当局为准备干预外汇市场必须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容易产生货币高估。货币高估的成因之一源于汇率的相对变动：例如，当美元兑日元汇率下跌时，东亚货币跟随美元贬值，这可以促进对日本的出口；但当美元兑日元汇率上升时，东亚货币跟随美元升值，对日本的出口由此变得困难，而泰铢危机正是在1995年下半年美元兑日元汇率持续上升后不足两年间发生的。货币高估的成因之二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3%的水平上；虽然同期泰国也成功地实现了物价稳定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基本上在5%—7%之间，但仍比美国高，5年、10年积累起来就形成了明显的货币高估。

其三是，货币错位和资金错位。资金错位指中长期资金流出和短期资金流入的错位。外汇储备大多具有中长期的性质。从2002年末外汇储备量的世界排序看，前5位均为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中国内地分别名列世界第1（4 515亿美元）、第2位（2 864亿美元），中国台湾（1 222亿美元，2001年数据）、韩国（1 208亿美元）、中国香港（1 119亿美元）和新加坡（749亿美元，2001年数据）列第3至第6位^[2]。东亚经济体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可是这些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美国的中长期资产；同时流入东亚的却是大量的短期资金。它们在流入之际有利于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弥补，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和外汇储备的增加；然而，一旦市场对未来发生信心动摇，大量短期资金立刻流出，形成冲击。

货币错位是各国企业借入美元（或其他外汇），并将美元兑换成本币使用，之后用美元还债，而生产销售收入是本币。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利率相对于美元利率较高，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会维持汇率稳定，因此企业希望获得低息的美元贷款。

（2）危机中IMF资金援助的局限和问题。危机发生后，泰国、印尼和韩国分别向IMF申请了资金援助^[3]。从表5－1可见，IMF提供的资金并不充分，大部分的资金是由其他国际组织和各东亚经济体提供的。例如，向泰国提供的172亿美元贷款中，IMF出资仅4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出资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其余的105亿美元是由东亚经济体和澳大利亚提供的。

表5－1　对危机国资金援助的内涵　　　单位：亿美元

注：“其余东亚经济体”一栏包含澳大利亚提供的资金
资料来源：中条诚一“アジア通货危机と通货·金融协力”，青木健等编《日本の通商政策入门》，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

IMF的资金援助是有条件的，通常是要求受援国削减财政支出、减少货币供应、提高利率以及进行结构性调整。例如在泰国的场合，其经济调整方案声明减少2.8%的财政支出，将货币供应（M3）的增长率从1996年的12.7%（1995年为18.1%）下调至7%^[4]。这些紧缩措施虽然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国际收支逆差，但同时抑制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其结果不是缓解了危机，而是加深了各国的经济萧条。对此，舆论普遍认为IMF面对不同国情而提出不变的贷款条件是错误的。接受了现实的教训后，东亚经济体认识到危机的缓解和防范不能完全依靠IMF，应动员和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建立区域性的危机对策体系。

（3）欧元的“示范效应”。欧元的顺利启动和运行鼓舞了东亚，并从欧洲的货币一体化中，东亚既看到了货币一体化对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使东亚了解了货币一体化是如何实现和运行的。

（4）日本政府的推动。早在1996年底和1997年初，日本货币当局就非常担心欧洲货币一体化成为现实后，欧元可以与美元相抗衡，而“日元将沦为第三等货币”^[5]。为此，决定借东亚货币合作推动日元国际化，提高日元的国际地位。1997年日本就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方案，遭到了美国（财政部长鲁宾）、IMF及其他国家的反对，不得不放弃该方案，改为推进双边的互惠信贷案。2004年后又提议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目标，虽得到了较广泛的支持，但其实施显然是困难重重——参见专栏34：日美东亚金融战升温　美国已识破日本野心。

专栏33

日美东亚金融战升温　美国已识破日本野心^[6]

日本逐步完善战略部署

作为政府战略，2004年底，小泉首相召开对外经济合作会议，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目标。2005年初，针对美国指责“东亚首脑会议”缺乏民主，日本外务省又制定了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盟“东亚首脑会议”的“10＋6”方案，添加“民主元素”，借此否定“美国＝民主”的一般逻辑，抵制美国介入东亚。

同时，日本开始将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ODA（政府开发援助）相结合，作为首相外交的基石，推动“地区制度日本化”，并相继设计了“亚洲债券市场”、“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东亚版OECD”和“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等新方案，主导地区规则，构建亚洲秩序，以期改变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作为具体战略部署，2006年初，小泉首相主持召开“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决定“快攻东盟”、“钳制中韩”，抢占地区秩序竞争制高点战略：通过加快与东盟核心圈和外围圈的谈判速度，率先控制东盟；通过启动与越、老、柬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扩大对湄公河的战略投入，封堵中国南下路径；针对中韩的战略优势，通过同时启动与中韩的谈判，让中韩处于彼此竞争、相互牵制状态，分化竞争对手。

2007年底，日本进一步主张将“中日韩闭门会”从10＋3框架中剥离出来，构建独立的“中日韩平台”，削弱10＋3主渠道的影响力，确保日本在亚洲地区秩序构建上的战略优势。

日本的战略转变，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

1997年，华尔街出身的前任美国财长鲁宾之所以毫不留情地打掉了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因为他洞悉了日本要主导东亚货币体系的战略意图。

2004年后，美国的政治学者和国会议员率先批评日本主导的“东亚首脑会议”和“东亚共同体”威胁美国利益；经济学者则指出“东亚共同体”是“对跨太平洋自贸圈的割裂”，要求布什政府及早介入东亚。

此后，布什政府以“东亚首脑会议”缺乏民主为名，要求东亚各国修正，迫使东亚首脑会议蜕变为“地区论坛”。2005年中期后，布什全面撤换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部的“知日派”，起用“知华派”，并提出“在APEC框架内，容忍任何形式的双边FTA（自由贸易区）”，但唯独拒绝与日本谈判FTA，抑制日本主导东亚秩序。对此，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不会容忍改变东亚安全结构的行为。

“亚洲货币基金”是关键

“东亚外汇储备基金”规模计划为800亿美元，出资比例的设计采用“清迈倡议”方法。由此，日本、韩国是最大的出资方，中国仅排名第三。

事实上，2004年后，日本财务省专门组织专家，草拟了促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建议报告，总体上是分三步实现“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一是扩大出资规模，力争达到800亿美元；二是推动单循环的双边机制多边化，最终将各自的出资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外汇储备池”；三是构建外汇储备池的表决机制，最终实现机制的机构化。

为此，2005年日本以国际流动性急剧膨胀为名，推动10＋3财长会议扩大存款额度达790亿美元。2007年5月日本又利用10＋3财长会议在京都召开之机，力促东亚构建地区外汇储备池。

2008年5月，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扩散，日本再次提出了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基金”构想，并提出改革清迈倡议的“表决机制”和“援助启动机制”，走向了双边互换协定多边化道路，事实上已经接近了“亚洲货币基金”的复活。

（5）其他地区的国际经贸与货币合作动向。近年来世界各区域的国际经贸与货币合作趋势越发明显，涉及独联体国家、海湾地区、拉美国家、南亚以及非洲国家等。由此，就世界各地区的货币合作格局看，东亚地区几乎成了唯一的空白，这产生了东亚合作的压力与动力——参见专栏35：世界各地区的货币合作格局。

专栏34

世界各地区的货币合作格局

1.非洲法郎

非洲法郎区，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8个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及多哥）和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喀麦隆、中非、刚果、加蓬、赤道几内亚与乍得）以及科摩罗。

非洲法郎包括西非法郎与中非法郎。西非法郎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统一货币，而中非法郎是中非经济共同体的统一货币。西非经货联盟和中非经货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和货币是统一的。两者的汇率以前与法国法郎挂钩，现与欧元挂钩。2012年2月28日，100西非与中非法郎＝0.152 45欧元；1欧元＝655.96西非与中非法郎。

2.东非共同体

东非共同体最早成立于1967年，成员有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后于1977年解体。1999年11月30日三国总统签署《东非共同体条约》，决定恢复成立东非共同体。三国关税同盟于2005年1月生效。2007年6月18日，布隆迪与卢旺达两国正式加入东非共同体，成员国增至5个（总人口1.35亿）。

东非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最终实现政治联盟，这些目标与路径与欧元区是一样的。2011年6月又启动了建立非洲“大自由贸易区”规划，包含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共同市场（共26个国家，总人口将达7亿），其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3.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非洲的3大贸易集团之一。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由南部非洲的9个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政府于1980年4月创立。

其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2008年创立自由贸易区；2010年实现关税同盟；2015年建立共同市场；2016年成立中央银行，实现货币联盟；2018年实行统一货币。

4.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于1994年12月9日由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合并成立。2000年10月31日正式启动非洲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有9个成员国；2004年建立了关税联盟。2011年6月，启动非洲“大自由贸易区”，涵盖26个国家。

东南非共同市场旨在通过加强成员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实现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计划到2020年建立起货币联盟，发行共同货币，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

5.美洲联盟成员国

全称是玻利瓦尔美洲联盟成员国，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尼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共9国组成。

2009年10月，该联盟成员国决定创立新货币“苏克雷”，以用于地区内部贸易往来并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使用，推动地区一体化。2010年1月27日，“苏克雷”正式投入使用。“苏克雷”为该地区统一结算体系的西班牙语简写，目前仅作为一种“虚拟货币”通过电子方式交易，这与1979年的欧洲货币单位类似，是成员国央行之间的清算工具和记账单位，下一步将成为进口商和出口商之间的结算工具，最终目标是成为成员国内部流通的具有支付和储备功能的共同货币。

6.中东海合会

全称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包含海湾地区7国：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也门。

2011年4月30日，海合会在沙特城市吉达召开会议，称海湾7国应该像欧盟国家启动欧元一样要创立统一的阿拉伯货币。海合会称统一货币后，海湾国家的石油输出将逐步采用统一的阿拉伯货币进行交易。媒体称统一的阿拉伯货币在海湾7国实施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也将会加入统一的阿拉伯货币国家行列，届时阿拉伯国家将会采用统一的货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储量和石油年出口量都占全球的2/3。

7.俄白哈关税同盟

2007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宣布成立关税同盟。2011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正式确定成立欧亚经济联盟，并计划于2017年使其最终取代关税同盟。据估算，2011年至2030年间经济一体化产生的效应可能将达到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4%、哈萨克斯坦的3.5%，以及俄罗斯的2%。上述三国在未来19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值9 000亿美元。

媒体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要实现经济联盟，最终发行统一货币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其经济基础扎实，并且三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紧密；而且，有可能前独联体其他国家也会加入该联盟，扩大该联盟的成员国数量。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础

从区域经济看，迄今为止，东亚货币合作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开放度较高。从中国的角度看，通常所说的五大贸易伙伴有北美，日本，欧洲，东南亚和港台，其中三大贸易伙伴在东亚。由此可见，东亚区域内各国家经济相互之间的依赖度较高。

第二，迄今为止，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是自由贸易区和直接投资。其中，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正在按计划进行。首先是“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AFTA）在2002年已基本上形成；其次是“10＋3”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也已经启动——参见专栏36：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东亚各国家都认识到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范围也相对宽泛，东南亚的新加坡和泰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比重都很高。

专栏35

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东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于1967年8月7日—8日创立，创始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国。文莱于1984年加入，统称6个老成员。此后，越南于1995年、缅甸和老挝于1997年、柬埔寨于1999年加入，统称为4个新成员。东盟10国的总面积为450万平方公里，人口5.3亿（1998年的统计数据）。东盟的宗旨是，在平等和协作基础上共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1992年1月，东盟（6国）第4届首脑会议正式决定从1993年1月起，用15年时间（2008年以前）设立AFTA，届时关税将降到0—5%。此后，AFTA建设进程加快。1998年12月召开的东盟第6届首脑会议决定将6个老成员国建成AFTA的最终时间提前到2002年^[7]。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目标是实现区内贸易的零关税。至该年底，6个老成员已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降至0—5%。4个新成员将于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1997年12月15日，首次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在马来西亚举行。与“10＋3”并行的是东盟和中日韩双边的领导人会议（“10＋1”）合作机制。

2001年11月的“10＋3”领导人会议上，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设想。对此，日本虽然未予以支持，但在2002年以后加快了与东盟、韩国等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并于2007年11月已与东南亚国家就一项全面贸易协定完成谈判。虽然中国和韩国已与东盟达成了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协议，但在日本的协议中，还包括了投资领域。此外，与越南等4国也将分步实现贸易自由化。

2011年2月26日，第十八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名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011年东盟峰会上，东盟10国领导人正式批准成立RECP。

2012年8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等16国经济部长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RECP；2012年11月召开的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与会领导人表示，各国要通力合作，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

东亚自由贸易区如果建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占世界总人口约一半的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1/3。

第三，东亚经济体货币汇率的波动性有其相似之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在其著作《东亚美元本位制》中提出，由于东亚大部分货币汇率相对于美元保持稳定，因而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的汇率波动比较小。如果东亚要实现固定汇率制或者像欧元区那样发行统一货币，汇率协调方面就有扎实的基础。

第四，东盟的经济共同体建设目标是把东盟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生产基地。东盟共同体由三部分构成，即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2012年11月第21届东盟峰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东盟10国领导人决定将于2015年率先实现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至2012年底，媒体认为东盟已经完成了经济共同体蓝图计划的77.5%。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东亚经济体之间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经济合作，这为货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