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铸币税收益
铸币税被看成是国际货币为其发行主体带来的最明显、最主要的收益。
(一)铸币税的内涵
关于铸币税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描述。从国内的角度看,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发行纸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1]。在金本位时期,货币的发行成本与面值没有差异,国家并不会获得铸币税。在发行代用货币时期,代用货币虽然是纸币,但是可以完全或者间接兑换成黄金,因此发行数量还是会受到限制,国家获得的铸币税也就有限。但是,在信用货币时期,由于信用货币不和任何金属挂钩,发行者在发行货币的同时,创造了与货币面值等量的铸币税收入,铸币税就成了国家的一项可观收入。根据测算,1971—1990年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了10.5%[2]。
根据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两种计算国内铸币税的方法,铸币税有如下两种含义与表达,其中S代表铸币税,Mt代表t期的货币发行量,i为贴现率。
第一种:一国政府每年的铸币税收入是基础货币的增加量。用净现值的方法来计算这个货币增量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如公式(3-1):
第二种:在信用货币时期,货币可以被看成是货币当局无利率的负债,或者有利率,如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但这个利率也远低于市场利率。同时货币当局还可以用发行的货币来购买国债或者向商业银行贷款等来获得利息收益。因此,货币当局的铸币税收入应该是负债和资产的净利润。由于大多数国家不向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因此可以直接将负债看成是无利率的负债,铸币税就是货币发行当局在有利率的资产上获得的利息收入。同样用净现值的方法来计算,如公式(3-2):
(二)货币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从国际的角度看,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货币当局获得铸币税的对象就还应该包括非居民持有者。非居民持有国际货币一般是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现金,这种形式在非居民持有量中占比很少,而且是通过居民持有者的货币流出形成的,属于国内新增货币供应量,它的收益在国内新增货币量中已经体现了。在考虑货币的国际铸币税时可以将这部分省略。二是以银行存款或者国债等金融资产的形式持有国际货币。对于这种形式,国际货币的发行当局是支付了利息的,所以国际铸币税的收益应该扣除这部分发行成本。如公式(3-3):
其中,S表示货币的国际铸币税,ΔM表示非居民有利息的国际货币持有量,C表示国际货币发行国支付的利息等发行成本。
然而,虽然支付了利息,但是非居民以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国际货币能够为发行者带来其他额外收益,例如银行存款会转换成可贷资金、国债能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等,都能够带来潜在的收益。而且这些国际货币的交易支付等都会通过发行国的金融机构,也能够带来中间业务的收益。所以,对第二种形式的非居民持有国际货币带来的铸币税收益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公式(3-4)]:
其中,R代表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金融机构等利用非居民持有的该种货币的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看出,能否在第二种非居民国际货币持有形式上获得净收益,金融系统运用资金的能力起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收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能够购买其他国家的物资,带来实物收益;二是通过货币回流到国内的金融体系,为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提供资金,带来资金运用的净收益。这些收益的大小与该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成正比。如果该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则铸币税收益会相当大,相应地,如果有多种国际货币,则铸币税收益会被分享。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既得利益的国际货币发行国都会排斥新的国际货币出现。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国际铸币税就明显高于其他国际货币。美国正是依赖美元能轻易获得巨大的铸币税而可以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并且利用国内高效率的金融市场来容纳美元的回流并创造巨大的净收益。美元的这种不公平的铸币税收益也正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之外的国家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述的铸币税收益是名义收益,即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如果将通货膨胀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考虑进去,实际的铸币税收益与名义铸币税收益是有差异的。例如,如果美国通货膨胀率高,美元购买力下降,通过传导机制使美元贬值,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能买到的实物资产也将减少,实际铸币税就会低于名义铸币税。所以,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如果希望能持久、长期地获得更多铸币税,就应该保持物价的稳定,保障货币的购买力。
二、减少对外汇储备的依赖、降低外汇风险
国际货币可以直接用于国际结算与支付的功能,不仅为其发行主体带来了铸币税收益,还因此使货币发行当局能够减少对外汇储备的依赖,使微观经济主体能够降低外汇风险。
(一)减少对外汇储备的依赖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货币储备,是官方的国际储备资产之一。除了外汇储备,官方的国际储备资产还包括黄金储备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与特别提款权。国际储备资产的主要功能有两大方面:用于国际支付,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这也是一国持有国际储备资产的两大动机。
通常情况下,由于黄金已经非货币化,以及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数量与使用范围有限,因此,国际储备资产中外汇储备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然而,相对而言,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外汇储备的占比低于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因为,如果一国的本币能够直接用于国际支付,当该国需要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时,可以通过增发本币来实现。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国家就不需要外汇储备。即使是美国,也需要储备其他国际货币如欧元、日元等。因为如果美元过度贬值,美国货币当局认为有必要控制贬值幅度,就需要动用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美元以增加美元的需求量来干预汇率,即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总体而言,对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来说,在持有国际储备资产的两大动机中主要偏重于后者,因此会减少对外汇储备的依赖。而这样的状况,实际上也减少了对贸易顺差的依赖并降低了国际收支失衡调节与国际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
(二)降低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也称汇率风险,是指在不同货币的兑换中,因汇率在一定时间内会发生难以准确预料的变动,导致相关经济主体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之间发生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外汇风险存在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汇率会发生变动与涉及货币兑换。在“牙买加体系”下,多数国家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汇率变动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只要涉及货币兑换,外汇风险就会存在。例如,出口商将要收到外汇货款,如果在真正收款的时候该种外汇贬值,出口商等量外汇兑换的本币或者其他货币数量将减少,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反之,进口商将要支付外汇货款,如果真正付款时该种外汇升值,进口商兑换等量外汇货款需要更多本币或其他货币,实际成本高于预期成本。这些就是典型的外汇风险。
对于外汇风险,微观经济主体可以选择许多方法来防范,但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是选择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这样就消除了外汇风险存在的一个必要因素,即货币兑换。出口商无论何时收到货款,无论货币汇率如何变化,因为是本币,可以直接用于国内市场,不必兑换也就不存在汇率贬值导致损失;而进口商直接支付本币,也不会因其升值而导致实际成本上升。
能否选择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涉及具体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环境、谈判能力、交易优势等因素,但最基本的要求是本币必须是国际货币。因为,只有国际货币才具有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对方才愿意接受或者说能够在公开市场上获得。并且,国际性越强的货币越容易被选择,这样的货币的交易网络便利性越强。所以,本币是国际货币的国家,微观经济主体能够有条件选择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风险,以及防范外汇风险的管理、交易成本。
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发展的路径分成两种主要类型:需求推动型与供给主导型。前者是指由于经济主体对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的需求旺盛推动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后者是指政府通过改革等手段扩大金融机构体系,充实金融服务而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而言,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本身是该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反过来,本币的国际化进程也会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使金融市场的发展走上需求推动型的路径。
首先,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发挥国际结算货币功能,会使得本国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票据业务、结算业务等中间业务或者表外业务方面得到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利润来源。其次,本币成为国际货币,非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增加,也就相应会增加金融机构对非居民的本币贷款量,资产业务利润增加。第三,本币成为国际货币,非居民持有的本币有投资需求,尤其是有在金融市场上投资的需求,这就会推动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等手段来发明更多的金融工具,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美国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非居民的持有量巨大,倒逼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创新推出大量金融衍生工具来容纳、满足境外美元的回流投资需求。在这种过程中金融机构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来源,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得到更大地提升。第四,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外汇市场上本币的交易兑换量增大,由于交易者的增加和国际化,会使交易形成的价格即汇率更能反映市场真实供求,汇率的形成机制更为合理。非居民对本币金融资产的拥有量与交易量增加,也更有利于本国利率水平的市场化,促进利率制度的合理化。
正因为本币国际化能反过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日本政府在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时提出希望通过本币国际化突破日本当时金融市场改革的“瓶颈”。1999年,日本政府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对应》,归纳了促进日元国际化的四方面收益,其中两条都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有关,即“强化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活跃日本的金融资本市场,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
欧元国际化进程也能证明货币国际化对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波茨和雷伊(Portes&Rey,1998)指出,伴随着欧元国际化的进程,应该整合欧洲各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欧元流通的金融市场,增强欧元计价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并降低交易成本。科里和怀特(Cauely&White,1997)则认为,正是欧元的国际化促进了金融机构的竞争与业务发展,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市场运行效率[4]。
四、提高发行国的国际地位
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能够通过本币成为国际货币,从而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这样的结论已经得到历史经验的证明和理论共识。具体而言,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是通过以下途径达到这个结果的。
第一,本币作为国际货币,频繁在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进行使用结算,并成为其他国家私人及官方的国际储备资产,从而扩大发行国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并逐渐通过其他国家对发行国国际货币的需求与依赖而转化成对发行国的遵从。
第二,本币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使用本币直接贷款或者援助其他国家,形成巨大的国际债权,或者因为经济援助而获得其他国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支持甚至附属,从而提高发行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本币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自主地选择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而其他国家由于本国的货币不能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结算,经常需要用本国的货币兑换国际货币,因此尽量要维持汇率稳定,选择与某种国际货币或者几种国际货币组成的篮子货币进行汇率挂钩,采取盯住汇率制度或者联系汇率制度。因此,能够实行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并完全享受浮动汇率制度好处的只有那些实现了货币国际化的国家[5]。通过在汇率制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地位也就相应提高。同样的作用力还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会改变国际市场上该种货币的流通量,从而影响汇率,并且将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传导至其他国家,导致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调整。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等方面享有主动权和优势,使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其他国家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受制于他们,国际地位的悬殊也就相应体现。
第四,本币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获得重要战略物资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能控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命脉。所谓大宗商品定价权就是由谁来确定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交易价格,包括商品交易中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和买卖双方所确定的或参考的基准价格。目前,原油、粮食、有色金属、天然气等重要的战略和工业生产物资的国际定价,已经脱离了这些商品的真实供应与需求,定价基准事实上是以它们的标价货币所在国的相关期货市场价格为依据。例如,原油是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为定价基准;粮食是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定价基准;铝、铜、铅、锡等有色金属是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价格为定价基准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由于通过自己的本币“绑定”了这些重要物质,也就提高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权。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影响力,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甚至其他各类机构中就能占据优势地位,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拥有决策权,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也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五,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货币的一般收益并不是均等的。除了铸币税收益与该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成正比外,其他收益的大小也有类似的区别。如果有多种国际货币,上述收益会被分享并随着竞争此消彼长。卡纳安(Kannan,2009)构建了一个模型,可以直接计算国际货币福利效应,其结论是国际货币的收益是随竞争变化的。他将世界分为三个区域,美元区、欧元区国家和其他国家,初始均衡为所有国际交易均使用美元,欧元问世后出现新均衡,即假设欧元区内部、其他国家内部以及欧元区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交易均使用欧元,而欧元区和其他国家同美国交易仍然使用美元。新均衡为欧元区带来相当于消费的1.9%~2.3%的福利收益,而美国的福利损失基本上就是欧元区所得的福利。结论说明国际货币是高度竞争的,欧元国际化所得正是美元因为竞争损失的福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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