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积极利用外资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在细分的产品水平上，外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仍然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对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做出了贡献，具体来看，未来为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利用外资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引进外资要注重其投入的生产环节，引导外资注入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形成。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劳动生产率较低，附加价值也较低，而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劳动生产率较高、附加值较高。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发达国家往往把技术密集度较高和技术性较强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牢牢地掌握在本国手中，而将制造、组装等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虽然表面上带来发展中国家IT产品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但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技术含量增加幅度却是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在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中，投向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为70%左右，且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中的一般加工组装企业，以消费主导型、加工主导型为主。因此，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时，应从引导外资的流向入手。在政策制定上，外资指引政策的制定不应以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性作为标准，而应以生产环节的资本技术密集性作为标准，应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中心。（2）单纯依赖外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自身区位优势需进一步提高，应该特别重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和完善金融制度。中国作为生产和出口大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商品结构的影响只是局部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最终依赖的是我国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首先，出口商品结构是产业结构的表象，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必须从产业结构的优化上获得支撑。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表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是融为一体的而不是分离的。这种融合表现为：农产品能快速的转化为工业产品，而在工业发展中所需要的配套服务能够快速地提供；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的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和高集约化，即在产业中普遍应用高新科技，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外资企业会增加对国内中间投入品的采购，提高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带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其次，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仍是长远大计，足够的人力资本是促进外商引进先进技术的关键因素之一。外商引进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会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这有利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再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一国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重要决定因素，而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一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储蓄向投资转化。加速金融市场改革，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能够增加我国实际资本的供应能力，增加资本积累，这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在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搜集到比较完全的市场信息，把社会闲散资金大规模地、有效地转移到回报率高的私人生产者部门。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外部融资，克服了资金的流动性约束。通常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效率的改善使得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出口比较优势有所提高。（3）要注意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加大欧美外资在中国FDI中的比重，这将促进中国与欧美国家出口相似度的提高，加快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进程。总体来看，欧美外资在我国虽然总量规模小于亚洲地区外资规模，但就单个企业规模而言，前者却高于后者。资本规模约束了亚洲资本在华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其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技术外溢有限。

第二，进一步促进服务开放和服务自由化，利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

生产者服务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可以从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得到证实。生产者服务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高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受制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法律制度不健全以及第三产业开放进程缓慢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生产者服务的发展水平滞后，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效率提高的带动作用，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以及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制约因素，我国应该进一步利用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契机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的自由化包括对内减少国有垄断程度以及对外服务贸易的开放以及重视服务业外资的作用，是对内对外的双重开放。Francois和Wooton（2005）说明商品国际贸易与物流环节的垄断程度负相关。将产品从生产者流通到最终消费者的运输流通服务业的市场竞争情况直接对制造业出口产生影响。商品国际贸易取决于使其便利化的国内运输物流环节。Markusen（1989）服务贸易垄断竞争模型说明生产者服务具有差异化和知识密集型的特征，知识密集性意味着生产者服务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会降低生产者服务多样化，而服务多样化对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封闭经济的矛盾冲突要通过贸易来解决，而Markusen等（2005）进一步说明服务贸易能够提供那些本国缺乏的关键性中间性服务投入，这能够逆转一国最终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Marrewijk等（1997）说明在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性均衡中，只有生产效率高的生产者服务供应商能够生存下来，这说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国服务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制造业效率水平提高，改善一国的比较优势。而此时任何处于保护本国服务部门免受外部竞争的服务贸易壁垒都会使得本国遭受某种程度的福利损失。Melvin（1989）说明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资本和服务要素充裕的国家在服务贸易上会表现为顺差，而尽管其资本要素充裕并且资本要素密集型的商品在封闭条件下价格很低，但它仍然会进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这一点说明，优化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保证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必须建立在贸易双方“双赢”的基础上。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维持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流量的持续性，而且可以促进我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化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

第三，利用商品进口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但商品进口增加的速度要与国内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增长相匹配。

在我国外贸从“出口导向”向“进出口兼顾”的转变之初，“进出口兼顾”的转变要循序渐进，在高技术产品进口增加的同时，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的步伐。因为要实现用进口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目标，进口规模的增加必须有配套的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与其相匹配，否则进口的增长不但不能提高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反而会起到负向的抵消作用。然而，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缺乏的，也是最难提高的，所以“循序渐进”是最为安全的战略选择。不能盲目地为了平衡贸易，减少顺差而迅速扩大进口，这种“休克疗法”行为的最终结果是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减少，却没能发挥进口带动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在我国扩大进口的过程中，（1）应该重视从发达国家进口规模的扩大，保证进口渗透率的提高，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进口技术外溢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提升作用。（2）考虑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对不同发达国家的进口应采取区别的政策：对于G7国家，我们应该重视从他们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高技术产品的进口；而对于非G7国家，我国应合理地增加对其进口的规模，提高从非G7国家的进口总额在我国GDP中占比；（3）随着进口的增加，配套的国内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研发投入是提高技术消化吸收创新能力的基础。

可供借鉴的政策措施有，（1）调整进口商品结构。国家应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地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和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性商品的进口；通过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2）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和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接受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建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3）政府一方面应通过宣传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引导企业对其进口进行配套研发资金投入和技术人员配备，另一方面在资金上成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或实行税收政策、进口信贷政策支持企业在进口商品基础上进行的自主研发。（4）改革我国的科研体制。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体制基本是由政府计划、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主导项目管理，研发缺乏市场化和产业化导向，使得研发资金的投入产出效应较差。

第四，中国各个区域应因地制宜，根据自身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在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时所有的地区都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现实的，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坚持循序渐进、梯度发展。沿海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技术要素具有比较优势，应该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其产业转型升级，向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并适时地将其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仍需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并提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法律环境建设和商务服务在内的配套设施，为顺利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