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轻非笑人与不晏起等

不轻非笑人与不晏起等

原文

早，接奉廷寄，即前复奏英夷助剿、运漕一案。饭后清理文件。

写澄弟信一件，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写纪泽信一件，言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

旋阅选放翁七绝。中饭后又选陆诗，夜又选之，共八本。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味。夜，睡颇成寐，当由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评点

这篇日记虽短，内涵却很丰富，说了三件有意思的事。

一是给在家守祖业的四弟国潢写信，言戒骄戒惰事。这封信写得短而有力度，现抄其要言如下：“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曾氏家族，既有人身居高位，又有人手握重兵，是真正的富贵之家。富贵家中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一为骄（源于有势力），一为惰（源于有财富）。其败落的原因，也主要在这两点上。作为曾氏家族的大家长，时刻担心家族染上这两个毛病，而他从四弟国潢的来信中已明显地看出骄、惰的苗头。在湘乡老家，国潢是长辈，是子侄辈的样板，不打掉国潢身上的骄惰之气，则此风将会愈演愈炽。故而，曾氏以不多见的严厉口气，批评这个比他小九岁的弟弟。

二是与儿子谈文章之道。他告诉儿子，文章要写得雄奇，气势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句子的选择，再其次是文字的选择。

气势的浩荡雄壮，来源于立论的正大，所谓理直气壮。而立论的正大与否，又与学问、见识、思想、阅历密切相关。所有这些，才是雄奇之文的基础，造句造字当然也重要，但毕竟是次等的。曾氏对于自己少有称许，但对于诗文的写作却屡有自得之辞。这几句话亦可视为曾氏对古文之道的领悟。

三是对陆游的评价。曾氏认为，陆游有着与陶潜、白居易、邵雍、苏轼这类人所共同的旷逸。所谓旷逸，当指陆的开阔超脱的胸襟。曾氏对这一点很重视。他认为人生办事，第一仗的是胸襟，学问、才干等尚属其次。他曾经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这话已说到极致：人生若有陶潜、杜甫、陆游的高淡胸襟，所享受的快乐要超过南面为王。

曾氏对陆游的评价极高，几十年后他遇到一位知己。这位知己如此评价陆：“亘古男儿一放翁。”此人为梁启超。杨昌济将此人与曾氏并列为农家走出来的异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