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简编
原文
早出,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复胡中丞信。旋阅《段颍传》《陈蕃传》。中饭后阅《王允传》《党锢传序》。旋与少荃畅谈,见客三次。
因思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朝夕讽诵,庶为守约之道。夜,将目录开出,每类选“经”一篇,“史”及百家文三篇,凡十二类,共四十八篇。
是夜通夕不寐。(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评点
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曾氏由湖南到京师翰林院,做了一名从七品衔的翰林院检讨。翰林又被称之为词臣,即以文章诗词为业的官员;还被叫做文学侍从,即以文学之长技随侍在皇帝的身边。故而研习前代诗文,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便成为曾氏的主业。也就在那个时候,为了方便自己的学习,曾氏有了亲自抄写编辑前代优秀诗文的念头。但动手却是在咸丰元年初,他那时已在礼部做侍郎。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咸丰二年六月曾氏离京时,此事并未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完全另外的一番天地,曾氏既无精力也无时间来做这桩事了。然则曾氏毕竟书生出身,即便戎马倥偬,亦不废书卷,古文抄编之事不久后便在军营中赓续下来。咸丰十年闰三月,在安徽宿松军营,湘军统帅完成了这部名曰《经史百家杂钞》的皇皇巨著。
在此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即桐城大家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对于姚鼐,曾氏是很尊敬的。他说姚鼐“持论闳通”,他“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他的心目中,有三十二位古今圣哲,姚鼐乃其中之一。关于学问文章,姚鼐对曾氏的启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为姚鼐认为学问之途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但三个方面又不可偏废。二为姚鼐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不同,曾氏对此深为赞同。
他在姚的基础上,参照邵雍的四象之说,又将阳刚分为太阳、少阳,阴柔分为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代表气势,少阳代表趣味,太阴代表识度,少阴代表情韵。后来,他又将四类分成八类,即气势类分为喷薄之势与跌宕之势,趣味分为诙诡之趣与闲适之趣,识度分为闳括之度与含蓄之度,情韵分为沉雄之韵与凄恻之韵。“曾门四子”之一吴汝纶称曾氏此种分类,是对古文的“前古未有”之发现。曾氏自己也多次说过,他对古文下过苦功夫探索,有独到的心得体会。对于古文的这种分类,或许是他古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既然已有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这部书在先,曾氏为何还要来编《经史百家杂钞》呢?曾氏在《经史百家杂钞题语》中提到,他之所以重做这件事,系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姚氏的选本中没有选六经文,近世文坛也认为古文不宜包括经文,而这样做是为了以示对经文的尊敬。曾氏却认为,这种做法“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孝而忘祖宗,忠而忘国,这是站不住脚的。故而曾氏的选本所分十一类,“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
二是姚氏的选本中不选史传,曾氏选本中广采史书。曾氏之所以如此,一则出于他对史书的偏爱,二则他看重经济,视经济为与义理、词章、考据并重的学问之途,而经济之学全在史书中。他的老师唐鉴曾这样开导他:“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因为此,曾氏很用心思地编了这部《经史百家杂钞》。但这部书收录八百篇文章,为数太大。它只适宜于专门家,而不适宜于业余者,而业余者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此人即老九。
老九是曾氏诸弟中书读得最好的一个。他在二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三十二岁那年考取优贡。优贡为五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之一,属于正途出身。如果不是战争,老九也可能会一辈子在文字簿书中讨出路。这一点决定了老九对文章的喜爱。老九这几年时运很好。他统率的吉字营连克数城,他也因战功而得到道员衔尽先选用知府的赏赐。军中事多,老九没有时间读尽八百篇文章,他只能读选本中的简本。于是,为老九计,也为更多的喜爱文章但又俗务繁忙的人计,曾氏又从八百篇中选取四十八篇,并对每篇予以校释评点,曾氏将它命名为《经史百家简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