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

人类总是通过感知各种信息，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获取各种知识的。这些感知包括眼看、耳听、鼻闻、口尝、手摸，乃至肌肤感觉。听乃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个闭目塞耳的人，必在生活与学习上产生极大的困难。

中国古代的帝王，深知听对于了解民情、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从秦代起就有了搜集民谣，以观风俗的专业机关——乐府。到汉武帝时，乐府的建制更加完备，其作用就是广泛收集各地的民歌、民谣，一方面选择好的供自己享受，一方面借以观察人民对于朝政国事的意见。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是将听直接用于巩固皇权，左右国家政策。由此可见听之重要。

历史上英明、有作为的皇帝，总是能够了解民情，认真听取各种意见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明确提出，自己竭诚希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于是由此形成了一种“恐人之言，导之使谏”的善于倾听下级意见的好作风。

正是有了这种风气，所以在李世民当皇帝的这段时间，敢于提出意见的人“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文臣武将，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女官”，都有人加入这一行列。这期间，最著名的、胆子最大、方法最佳、效果最好的当属魏征。魏征在李世民提出“导之使谏”这一方针后不久，就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论断，为唐太宗如何去听提出了极佳的理论依据。所谓兼听，就是要多听不同方面、不同性质、不同态度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比较，按其善者从之。偏听则是指只听自己喜欢的人、贴近的人、说好话的人的意见，偏听偏信，一锤定音。

由于唐太宗能正确听取和对待下级的意见，善于听，敏于行，敢于断，有勇气承认自己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贞观之治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造就了大唐的一番盛世。据史载，仅仅在李世民提出“导之使谏”的意见之后三年，中国就出现了“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的大治局面。

其实，威临四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要做到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是很不容易的。所谓“王者居寰级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天子，天子，就是上天的儿子，给他提意见，甚至让他听进去，在一般情况下，不但不容易，而且非常危险，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罪过。古时的中国，把给皇帝提意见叫“犯龙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据说龙喉下“有逆鳞径灭，人有樱之，则必杀人”，弄不好还会牵连家属，甚至秧及九族。中国历史上因为直言劝谏，最后丢了脑袋的人可谓数不胜数。所以，历代皇帝尽管都设有谏宫，但真敢谏，特别是真谏成了的事例却寥若晨星。相比之下，唐太宗的高明之处也就不言自明了。

相反，历史上有些皇帝不懂倾听，因而无法体恤民情，无法做出好的政绩，甚至以悲剧了结此生。

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桀虽然神武有力，“能申铁钩索”，但贪恋女色，残酷无道。他从有施氏这个部族弄到一个女孩子妹喜，从此就更荒淫无度。据说他为妹喜筑琼宫、饰瑶台，造的酒可以航船，垒起的糟堤超过十里，而且“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大臣关龙逢实在看不过去了便来劝阻，他对夏桀说：“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胜，民惟恐居君之后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亡无日矣。盍少悛乎？”而夏桀听了以后居然说，“我占有天下，就跟天空中有太阳一样，只有太阳完蛋以后，我才会完蛋，用得着你来管吗？”随后就把关龙逢关起来并杀掉。

另一个拒听的是商朝的末代帝王纣。纣与桀相比，就更不肖了，史载：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体力过人，手格猛兽”，可以说是个人材。可是他的能力却只给了他拒绝别人向他提意见的资本，就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简直在耳朵里塞进了棉花。

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两位不懂得倾听，更不想仔细倾听的独夫，下场都很悲惨，不但失了国家，丢了皇位，而且前者被汤流放到南梁而死，后者则干脆爬上自己修的鹿台，“衣其珠玉，自焚而死”。

由此可见，听在此已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而更是为了工作，为了治国、齐家、平天下。也可以说，事无巨细，只要你想做好，就不要拒绝听，不要心不在焉地听，马马虎虎地听，不要表面虽然在听，骨子里却根本不想听，甚至不要听！

应记住，听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他不仅可以使你增长知识，更能够匡正你的行为，引导你走上正确的为人之路、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