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世界首富”伍秉鉴

6. 晚清“世界首富”伍秉鉴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六个人中，唯独伍秉鉴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伍秉鉴的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发展壮大后，加入了广州十三行的行列。

何谓广州十三行呢？那是在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是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但由于其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十三行行商们的领头人——总商。

伍秉鉴是一位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的商行在当时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可以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大约同时期的美国首富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其遗产只有2000万～3000万美元。

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尽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伍秉鉴却在西方商人的眼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当时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当时他又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故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商人，而是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就把借据撕了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伍秉鉴还曾经给他的美国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类似于这样的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在他们看来，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连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

但像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只不过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朝廷和地方政府不断寻找各种借口，迫使行商们“主动报效”或“认捐”，单是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就捐献了五百余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

随后而来的鸦片战争，则一步一步将伍家拖入了深渊。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通过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手段，向西方展示了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而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们却由此认识到，不通过战争，就无法彻底打开清帝国的大门。

处于夹缝中的伍秉鉴敏锐地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和西方的商业伙伴，对于伍秉鉴来说缺一不可。因此伍氏家族和其他行商们一起，希望通过斡旋来化解这次危机。经过一番折腾，伍家伤人失财、颜面扫地，但历史仍然不可逆转地发展下去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又气又吓，竟至瘫倒在地。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十三行行商们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刚一开始，他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1841年，广州城破，清政府下令，让行商前往调停，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七天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戴上了“汉奸”的帽子。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甩不掉这个帽子。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伍家又被勒缴100万元。

在鸦片战争中，伍家损失了200余万两白银，虽不至于让这位世界首富伤筋动骨，但却让他心灰意冷，“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1843年，一代富商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在伍秉鉴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运如此，个人又怎么能够幸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