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回国”

经济学者的两难选择:“是否回国？”⁽¹⁾

樊　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生活中遇到的选择问题，有难有易。凡是“难”的，多半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而论，其好处十分明显，但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极高，这时你会一方面受到极大的诱惑，觉得弃之实在可惜，但另一方面又不愿为之付出那么多、那么大的代价，犹犹豫豫，前思后想，难下决心。要是一个供选方案，收益不高，成本也不大，是采纳还是放弃，出入不大，随意作个决定也就罢了，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这项决定影响深远，关系到未来，又有一些不确定的、难以预期准确的因素在内，决定就更难做。

第二，就要在两种方案取其一，二者各有利弊，难分高下，令人左右为难。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事事处处遇到的都是一种方案明显地好于其他所有供选择的方案，那么他一辈子都不会为选择的问题犯难，也永远不会犯错，不会后悔。

第三，不是“初次选择”而是“重新选择”。比如职业选择，一个人生活之初，一张白纸好作画，画什么都可以有光明前景，时间也还有的是，所以做决定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没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权衡；但过了一些年之后，一旦需要“重新选择”的问题发生，由于过去已经走过了一段生活路程，自己在原来的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知识、经验、社会关系，在某方面已做了大量的投入，已到了轻车熟路的地步，这时要考虑去做别的，就有要放弃过去积累起来的一些成果、去冒新风险的利弊得失需要考虑，做起决定来也就难了。

多数人到了40来岁，我想这些难题就都多多少少遇到过了，领略了所谓的“生命之重”。新机会出现的越多，社会环境变化越大，面临的难题可能就越多，选择与决定的难度可能也就越大。在30岁与40岁之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年代里，我面临过两次十分困难的生活选择。一次是上面提到的，因为扩大“开放”，我出了国，结果发生了一个在国外“是走是留”的难题；另一次是因为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大发展，对我提出了是否还坐在书斋里搞学术研究的难题。前者主要是一个“弃之可惜、取之难受”的问题，后者则主要是一个“再次选择”的问题，都颇费一番权衡，以致我至今也还不是十分确定自己究竟是否做对了选择。特别是第一个“难题”，从回国到现在，还有人在不断问我:“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而且常常有那么一层意思:别人回来，你怎么也会回来？时至今日，我也还会有一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总在怀疑是不是真的不该回来。

我们不妨就用一些我亲身经历过的生活难题，进一步说明一下“人生选择”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以及如何应用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理论”，对各种具体的选择问题进行思考。这里要分析的是我在出国之后遇到的“是否要回国”的问题。

去与留的难题

1985年10月，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作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派出的访问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正式身份就是访问学者。原则上说，我是必须回来的。去美国的访问学者，持所谓的“JI‐签证”的人，在交流项目完成后需立即回国，在美期间不得找工作，当然更谈不上申请“永久居留权”（即所谓的“绿卡”）。在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还允许访问学者“转身份”，即转变为学生，到大学、研究院上学，继续持JI签证或改成学生签证。但我到美国不久之后，中美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禁止访问学者转身份，必须先离境回国之后再重新申请学生签证，逼得许多想上学不想回国的中国学者跑到加拿大找个什么地方从境外重新申请学生签证。有的办成了，有的没办成，东西丢在美国最后还是回了国。不过说句实话，“原则”归原则，“法律”归法律，天下还有许多在原则之外、法律之外的路可以走，并没那么绝对。我相信如果我们想留下来，无论是上学还是打工，总能硬着头皮找到什么办法，最坏不过是“黑下来”，就是成为一个“非法入境者”，弄好了则可能先以延期访问的办法尽可能地拖，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来，申请学校，转成自费留学，等等。天无绝人之路，“榜样”也有的是，要是不懂，可以去找人咨询，中国人里面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这还不是主要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假如我当时已经决定了今后的生活目标、发展方向，要想方设法在美国留下去，我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朝这方面努力。即使暂时留不下就先回国，然后再重新申请，经过两年美国政府规定的重新申请签证间隔期，5年或8年中国政府规定的“毕业生服务期”等等，都可以耐心等待，能交点钱“买回些时间”，就可以想办法去搞钱，等等。功夫总不会负有心人的。据我的观察，国内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一切真的想走、下决心想走、义无反顾地想走的，只要不是个人能力太差、条件太差，通过不懈地努力，最终全都走了，没有走不成的。什么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什么“签证官”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什么新规定旧规定，什么“三次签证不成就要重新申请”等等，一律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我帮助那么多人写过申请信、推荐信、填写过申请表，有的人我一开始真的怀疑是在瞎耽误功夫，可是几年后突然一个电话打来告诉我他下星期的飞机启程，我只好大贺恭喜，祝其一路顺风。我不比别人更优越、更聪明、更不疲不懈、更意志坚强、更海枯石烂心不变，但无论如何也并不就比别人笨多少、差多少、意志缺多少。有的人去美国十来年，那英语说的还不如我，我怎么就不能也被“恭喜恭喜、一路顺风”？

问题还是在于，是否“值得”。

“梁园”确有好处

“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不过，谈到是否值得留在美国，我得先说说美国（或一般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外国”）的好处。

无需违言，美国确实诱人、十分诱人，确实值得我们喜欢、值得我们向往。我在哈佛读书时结识的一位搞文学的好朋友，他拿了学位又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之后，先我几个月回国。我回来后，记得有一次朋友相聚，请我们俩说说对美国的感受，要用最简单的词句来表达，我们俩几乎同时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美国就是那么一个既招人爱又招人恨的地方！”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个表达相当准确，既道出了实际情况，也道出了我们酸甜苦辣的切实感受，而且我想，那个“爱”和那个“恨”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那个爱也不会有那个恨，没有那个恨也不会有那个爱。我曾听说过有几位学者，到美国访问后，回来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到处大骂美国，历数其种种坏处，种种邪恶，似乎在他眼里，那地方一无是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天经地义。但为了与这种观点相区别，也为了与其他一些“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没有在美国留下便说美国如何不好不值得一留的态度相区别，我想我们得先认清它着实可爱的地方，不仅是它在客观上可爱之处如何，还要“落到我们个人的实处”，“在美国生活”这件事对我自己有哪些可爱的诱人之处。

首先当然得提物质上的满足。前些天曾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电影演员姜文一篇很不错、很有独到见解的访美观感。其中提起遇到一些中国人，自己在外面的日子混得很不怎么样，还一个劲地对国人大谈国外某地风景怎么怎么美，姜文驳斥他们说，回国去看看，我们也有那么多风光美景，一样美，甚至更美。我很赞赏姜文驳斥那些人的态度，但却要说那驳斥的方式有一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味道。美学上关于美的概念，争论由来已久，但我更倾向于那种“客观美”与“主观美”相结合的定义———你在欣赏同一种自然美的同时，会加进你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某种社会体验，从而赋予那外在的自然物体的美感一种特殊的社会“联想”和社会意义。记得当年在东北，我所在的连队再往南走是几百里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我们上山伐木、到河边游泳、到小溪旁洗衣服，每每见到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自然美景，无论是夏天的茂盛，还是冬天的清冷，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冰封雪景，我常常看着那些景色发呆，心想天下有那么多人见不到这种美，我要是不来这里也见不到，遗憾不能把它们记录下来给大家看。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是能从同一景色中感受到别的东西，那就是荒凉、原始、野蛮、偏远、贫穷与孤寂———那是一块几千万年无人烟、无文明染指、远离人类社会的一个地球小角落里的那么几棵树、几块石头、一片荒山或一条小河。记得后来读研究生时，外语课写作文，我曾描写过东北深山里的某种景色，最后用了一句“一切都是那么原始地自然”（“crudely natural”）。crudely一词有“原始的”、“未加工过的”、粗野的、天然的、赤裸裸的等等含义，老师读后特意在这个词的下面画上了横线，批了一个“good！”。触景能够生情，而我在当时的处境下见到那些自然美景所生的“情”却只是寂寞、穷困、无望，是被遗忘、被抛弃，是日复一日的劳作，是被这自然所奴役；我只是在操劳中望见了美好，我要时刻想到的是身后的马车、手上的板斧，十几里外的土坯房和每天都赖以为生的土豆汤。那时我常想也许有朝一日我的处境变了，我一定要旧地重游，换一副心情来好好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但后来想想，即使我们的处境变了，这地方周围几十里要是还那么穷、还那么苦、还那么偏，恐怕我还是能从这自然的树木山石中读出同样的感受来。而对美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这种认识，正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

同样的一片荒山野岭、同样是一条没人碰过的山泉小溪，当你知道身后几十米外停着你的汽车，车里有立体声音响，车后厢里有一保温冰箱，里面有易拉罐饮料和三明治，边上是一条高速公路，10分钟之后你能找到壳牌加油站和麦当劳快餐店，那里有公用电话，你塞进几个硬币或输入一个密码就可以同北京的朋友讲话，你对那山林美景的感觉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你从那当中读出的是满足、是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是一副郊游的闲情逸志，而不再是荒僻与贫穷。大海也是这样。新英格兰的海岸悬崖峭壁，从自然风貌上说可与我们的胶东半岛某些海岸颇为相似，但从两个海岸的同样的壮丽景色中，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美和文化的体验。在山东，你在海边走过，想到的会是身后山中那些低矮的农舍；在波士顿郊外，你想到的是山腰上那些17世纪留传下来的哥特式洋楼，想到的是房子里那些宁可每天驱车一两个小时上下班，也要住在海边享受大西洋美景的上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是那房子里刻意保持下来的古色古香的家具和回荡在这家具之间的巴洛克时代的乐曲。“美”这个词是我们这些社会化的人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不相信存在着一种完全超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外的绝对的美的概念。富人，以及我们一些自命为“超人”、“高人”的知识分子们经常会嘲笑穷人、劳动者们缺乏审美能力，其实这首先根本不是一个“能力”问题。我在没下乡之前看到描绘原始树林的绘画，觉得非常美，令人心驰神往，应该说颇有“审美能力”了，可是下过乡真的见到过这些原始树林之后，再见到这样的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那里边可能有小咬、有蚊虫和野蝇嗡嗡叫，干活时不管多热都得戴帽子，帽子下压上一块手绢遮住脖子以防蚊虫的叮咬，你叫我怎么再能像过去一样地来“审美”？个人经历会有影响，“社会环境”本身也会有影响。无论你个人是穷困还是富有，穷国的自然美与富国的自然美，会给你带来十分不同的美感体验。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小汽车到一个风景名胜观光，与挤在臭烘烘的车厢里晃荡一整天赶到一个地方看上几眼又马上得打道回府，不然就买不着返程车票回不去，看的可能是同一个东西，但那审美感觉会完全不同。我曾与几个朋友一起驱车200英里去美国的新布罕尔州寻找电影《金色的池塘》的拍摄地点。那连绵不断的树林，碧蓝清澈、波光粼粼的大小湖泊以及那些在湖边、在林中不时闪现出来的一幢幢风格各异优雅的小楼，最终明白了“文明地保存和占有着的自然美”与“原始的自然美”之间的差别。

正是因为富足，什么都买得起，所以先进国家成了真正的世界大都会。它可以把世上一流的东西汇集到一起。一流的科学技术、一流的文学艺术、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博物馆、一流的公司企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流的人才。在哈佛大学足不出户，每天到各个系去听讲座、讲演，一年下来你可以领略全世界80%的一级名流学者的风采，外加形形色色的不同组合，各国总统、总理、部长、大使、名记者、名律师、大经理、大富翁、艺术家、小说家、影星歌星，等等。哈佛的学生各个想当名人，我想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名人太近了，见到的名人太多，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了。你想了解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种前沿问题么？坐到教室和礼堂里去听讲座、听讲演吧，世界上各个角落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以各种方式各种角度被讨论着。这种世界一流大学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有一套严格的教学制度，使你受到一番现代科学的严格训练，打下扎扎实实的基本功，以后不再会在什么基本概念上犯错误，而且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由世界级一流学者们支撑起来的科学氛围，使你很早就接触前沿的问题、熟悉科学论争中的各种理论、各种观点、各种方法，自己也站到前沿去。这样，你可以不需要在别人已经解决的问题上从头干起白费功夫，不再把别人嚼过的馍叫作“创新”，不再因无知而狂妄。同时也学会怎么才能应用现代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你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这样的城市里，你还自然而然地可以接触到一流的西方文化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等。你也许会说“都市”不在美国而在欧洲，但在波士顿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以及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群里，你还是能看到许许多多的历代真品。在纽约，每周你都能看到世界最著名的交响乐团、歌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帕瓦罗蒂、多明戈、萨瑟兰、帕尔曼、布兰鲍姆、鲁宾·梅塔等人是那里的常客。在波士顿，花5元、10元等一张开场前20分钟未售出的剩票，你有时就可以听一场小泽征尔的音乐会，夏天你可以到波士顿附近的汤格伍德，坐在草地上听露天音乐会，那里是每年一度全世界一流音乐家演出与举办讲座的汇集地。

我想要是我有钱，美国可以作一个“现代隐士”、享受生活的绝好去处。那里到处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物质享受和文化享受，但你能去享受它们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闲。光有钱没有闲不行，没时间去享受的东西，对你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光有闲没有钱也不行，因为没有一样享受是不靠钱的。并且，在有钱与有闲这两者当中，有钱更重要。钱真要多的话，闲自然也会多些。此外，不仅要有钱和有闲，还要有一份“闲心”。在国内不甘心当“隐士”的人，在美国可以获得当隐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可以彻底地忘却许多人总也放不掉的那份“社会责任感”，并因此而获得一份“闲心”———这是享受悠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人看着很闲，但百爪挠心、心中长草，坐在那里其实老在担心什么，或有激烈的内心冲突，那就说不上享受闲暇。作为一名中国人，你到了国外，生活在异邦社会中，你会很自然地感觉到，那个社会其实不是你的，你不过是个“外人”、是“客居”，不必为它操太多的心。反正也使不上什么劲，而许多情况也不了解，使劲效果也不大。所以，可以安心享受生活，真正与世无争，心平气和，以至于不会有什么嫉妒心之类令人烦躁的感觉。因为是“外人”，你不会想要与邻居那些世世代代在本地成长的人去“攀比”，他们有的你没有，那是因为你才来，是外人，情有可原，并不显得你无能。找一个教书一类不那么费心的工作，住一栋郊区小洋房，早上打打网球，傍晚逛逛花园，下了班想着电视有什么节目，影院里有什么电影；星期四晚上开始计划周末去哪里旅游，星期五晚上开始收拾行装；夏天去海滨，冬天去滑雪，有了假期就开车跑一趟远程，偶尔与几位中国老乡聚一聚谈谈国内形势，隔两年回国当一回爱国华侨或“美籍华人学者”。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很值得羡慕的生活。旅居美国的华人当中实行这种“生活模式”的，我见的不少。因此每每感叹不已，心想这可真是一种有滋有味的生活。我当时曾多次想过，要能留在美国，我一定会努力按此模式，好好地享受人生。

与己无关的享受

美国富有，有许多享受，又可以做一个局外人与世无争地享受。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享受不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就等于不存在。所以需要问问自己:这许多好东西，你能否享受得到？

首先是我不大可能“有钱”。我想自己不会有玩彩票得个头奖，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的运气，也没有一个百万富翁的亲戚让我去继承遗产。总之，我看来得靠劳动收入过活。没有钱而要靠劳动挣钱吃饭，也就不大可能有闲。因为如果我每天为了挣钱、为了晋升而拼命工作，我又怎么有时间去四处周游。在国内忙一些我不大在乎，因为国内可玩的东西还不很多，而且玩起来又太累太麻烦，所以工作时间长一点并不觉得很“亏”。要是身边有那么多可享受、值得享受的东西，而你却没时间去享受，你会觉得它们对你来说，价值何在呢？

比较现实一点地考虑，以我的特殊情况，恐怕是干不成商业或实业的，只能还在学界里谋生。如果我想要“有点闲”，可以找一个在社区学校里教书的差使，一门课教他几十年，不搞什么研究，这样生活的确可以比较悠闲自在，但钱也一定不会多。读完书40来岁找到一个工作，要买房子买车，一个教书人的收入只能供你紧紧巴巴地过日子，房子分期付款买下来时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你也只能享受悠闲本身，而很难再享受别的什么了。如果你还想干点事儿，在研究上搞出点成果，你就得想办法到竞争更加激烈的地方任职，就得搞研究、写文章。在美国搞学术是件很苦的差使。四五年研究生读下来获得了学位，取得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你就得开始新一轮的奋斗，多搞研究，多发文章，不然七年之后你要是成果不多，就不能晋升终身职。投身学术界的人，都是想要出成果的，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一定就是痛苦。但在此过程中，你也就不再“有闲”。那些供有闲者享受的东西也就与你无关，无论你有多少钱。何况事实上，你这时也并没多少钱，因为一个名牌大学副教授的收入，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高多少。没有闲，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晚上回家看电视看电影、游泳打网球，也不大可能周末外出旅游，而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搞研究、写论文上。好不容易挤出点时间还得忙家务，维持一栋小洋房、小花园也得花时间，生个孩子你也得自己照料，因为就你那点收入，在美国是根本甭想请保姆。

各人情况不同，我当时三十四五岁，已不像20来岁的学生，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熬。前后分析一下，瞻望前景，我觉得我若留在美国谋生路，物质生活条件上当然会比国内好，但除了可以自然地、免费地享受到的一些之外，那里的许多物质享受基本上与我无关。我不会很有钱，也不会很有闲，所以一切需要有钱又有闲才能享受到的东西，都不属于我，无法构成对我的真正的吸引力。整天看人家享受，说不定还会因妒忌而生出一种“痛苦”。回国去生活，条件肯定差些，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享受过大福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受不了的。况且国内经济正在发展，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从长远看并不一定就很差。况且，我又不是回到偏远的农村，而是回到北京，在全国来说还算是好的。所以同学朋友坐在一起时，说来说去，许多人都同意，虽然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单就物质生活条件而论，却并不构成我这样的人留在美国的主要吸引力。

几年后的今天，如果再做选择的话，对我来说美国在物质生活上的吸引力恐怕就更小了。我不想说国内有许多人发大财、发横财、成“大款”、比美国的大款还大款的事，只想说我们这些非大款的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就日常生活条件来说，在国内生活在大城市里，吃的、穿的、用的，可说是该有的也都有了。几年前在美国，觉得仅超级市场一项，对中国人就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这种吸引力已经消失了。国内市场你只要有钱，已经没什么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了。以食品为例，国外的超级市场上食品种类有许多我们没有，但没的那些要么是我们中国人不吃、不爱吃、不想吃的，要么是想吃而舍不得买、吃不起的。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七八年来，夫妻都有了工作，但还是每星期到过期食品市场上去买那些廉价食品，那些8美金一镑的牛肉，20美元一镑的龙虾，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市场上许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是在美国市场却没有。衣物也是一样，那里当然有许多高档服装，但如果国内几千元人民币一套的服装你都不会去买，又怎么舍得花几千美元去买一套曼哈顿的时装？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买的服装，多半已都是“Made in China”。我们大城市里的彩电、录像机的普及率已经不亚于美国，差只差在好的节目不多。但反过来，美国电视上的好节目真的就很多吗？我们这些外国人初来乍到时，看什么都新鲜，至少还可以学学外语，但看长了就发现并没多大意思。美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是不看电视节目的，而且如果要是忙于工作，也不会有什么时间看电视。房子在国内当然小一点，也没有花园，最多是三室四室一厅的公寓楼。但就生活的基本需要来说，只要有一套带“双气”的房子，不是住大杂院、筒子楼，自己再装修得好点，也就说得过去了。其实在美国的许多人，居住条件也不过如此。前年一位朋友回来时我对他说:国内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只是还缺一辆车。结果这句话在美国的朋友中间传了开去，后来人们见到我都问是不是真的。为了证明的确是真的，我后来又倾其所有买了辆国产的吉林微型面包车，当然远比不上我那些朋友们的车好，但终于也能以车代步。于是我就可以把那句话的后半截也删掉了。如果谁还能从国外带回一笔美元，情况自然就会更好，可以买一辆更好的车。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否下降，是由一些具体的指标来表示的，当时中国学生议论当中谈到的对回国后个人生活方面最担心的事，我归纳为三个具体“指标”，一是房子，二是车，三是能否每天洗个热水澡。前两个指标都说过了，后面这个在美国养成的“臭毛病”，现在似乎也不难解决，有了燃气热水器，我这几年也一直保持了这个习惯下来，并没因回国而放弃。我个人还有一个在美国养成的臭毛病:喝咖啡，这几年也居然保持了下来，而且越喝越多了。最初还是靠朋友从外面带回几包，或者花点外汇去买，后来发现了云南出产的咖啡豆，制作水平虽不能说就赶上了哥伦比亚咖啡，但也所差无几，我已相当满足，于是便大喝特喝起来，每天早上将咖啡豆现喝现磨，滤出一大壶，满室飘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是我这个人没出息的一种表现吧。

谁也不会说，国内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已经赶上了美国，即使在大城市里，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我的那句“什么都有了”的意思是说，就我们觉得说得过去的水平而论，国内已经不错了。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们，其实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那句话的。而且，据我观察，对于国外的相当数目的留学生来说，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要求其实是相当容易满足的，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有一个基本上方便、舒适和体面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想去花天酒地，也不想怎么样地特殊。单就目前的国内物质条件而论，就足以使一大批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美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也就不会再在人们的选择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事业的“情结”

对于多数留学生来说，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留在国外干什么、回来又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对一些人比较容易回答，对另一些人则比较难于回答。如果不过就是想“干活吃饭”，那么当然留在美国最好。中国也是干活吃饭，一人一年收入把房子、劳保什么都算进去不过两千美元，在美国扣了税、保险费等等至少也得两万美元，即使物价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总归是早早进入小康了。但是稍微想干成点事情，“事业有成”，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搞学术、干技术一类的事，特别是一些“无国界”的事，国内国外可以说一样干，国外干的可能条件还更好。比如，我常想搞自然科学研究、无论基础理论还是应用技术的人，的确有一万个理由留在美国。我在哈佛的一些学自然科学的同学，整天想着的是将来得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的事，一没了那些先进的设备和一流学府里的学术气氛可能也就做不成了。搞技术也是这样。毕业后到“硅谷”找个工作，3年一小发明，5年一大发明，薪水在10万以上，还能申请专利，或自己开家小公司。但一沾“社会”、“民族”、“文化”这些有点国界的事，情况就不一样了。想搞政治当然是最不行的，第二、第三代美国出生的华人，现在最多不过在州政府里任个局长什么的。二三十岁才到美国留学想搞政治是不会有大前途的（在美国搞中国政治另当别论）。经商搞管理，可能能搞个小公司发点小财，为后代积累点资本，但迄今为止我没听说过第一代留学生搞出了大企业、发了大财。生意经在全世界都有共同点，都得熟悉市场、有关系、有门路、善于推销，做成大买卖实属不易。美国那地方市场又是那么拥挤，竞争那么激烈，占领一小块地盘都是那么不容易，年生意额做到一千万美元，咱们听起来不少，在美国也属“个体户”一类。学法律的搞研究可能还能出点名堂，但想当个名律师恐怕困难。

就其他社会科学诸学科来说，比如像我们搞的经济学来说，我个人是仍然相信科学无国界的，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层次上，我不相信存在着什么美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等等。因此，我想尽管我们30多岁才出国学习，但只要走对了路子、又能付出一定的努力，在基础理论或者说一些“纯理论”研究上，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也能利用现代理论来分析一些我们国内的具体问题。但是如果应用理论解决一些西方国家的具体问题，在美国的经济学界进入“主流”里去，针对新的实际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或者是应用理论搞出些政策分析，我们已是“先天不足”了。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对现实中那复杂的运行机制，你学都学不过来，也就难免总得跟在别人后头爬。记得1986年在美国赶上里根政府搞了一些税制改革。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对这一改革的影响，包括对自己收入的影响和对邻居的影响，都了如指掌。而我，说起来是搞经济的，却对这一税制的效果怎么想也想不清楚，又不好意思用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去打扰大教授，只好问我的那位根本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房东，请他们给我讲解。研究美国经济不行，当然就只好研究中国经济，但且不说身在国外，长期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能不能搞好中国问题研究，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是:在美国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中国人自己不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因为总受人怀疑在你的研究中带入了本国人的某种偏见，似乎总不会“客观公正”。纯经验材料分析还好说，一涉及“政策研究”、“趋势”研究之类，人们（当然首先是“外行”）总是先去读Smith、Jonse之类名字下面的文章，Zhang，Wang之类的都有“不客观”的嫌疑。我不知道这一外交界的“回避”政策是怎么应用到学界来的，也不知今后是否会逐步有所改变，反正在申请研究经费、就业等方面，总是构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本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优势，反倒成了劣势。至少，就多数想在美国学界站住脚的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得当一个“副业”来搞，主业还是得搞纯理论什么的。你要是以中国问题为“主业”，至少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投机取巧，是“没出息”，到时候晋升就成了问题，所以为了晋升正教授、在学术界站住脚，至少一些年内不得以中国问题研究为“主业”，最多是在写学术文章时把中国的某种现象作为例证加以分析。

但问题是，对于30多岁才出国的这批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搞中国问题了。后来一大批20来岁没参加过工作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的人，有许多是抱着“一走了之”的态度出国的。“中国问题”不能说完全不关心，但很难说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而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下过乡、工作多年的人来说，中国问题不仅仅是“祖国”的问题，而是已在我们脑皮上划出了“太深的沟”，可说已形成了那么一种“情结”。这完全可以不是出于“爱国”，而只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你放不下它！学了更多的知识，你就更想去澄清那里还存在的“谬误”，更想去对那里存在的问题进行一番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所以，据我观察，许多身在国外的人，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种矛盾:既想在国外学术界站住脚跟，不愿放弃艰苦奋斗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又总觉得在其中浪费了许多时间，没能去干自己真正想干、真能大显身手干出点名堂来的事。

中国经济学界可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其中许多是基础性的工作。不说我们正在搞的经济改革，有大量的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出政策、拟对策，单就“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在中国的发展来说，就有许多事情需要赶紧做起。迄今为止，我们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还是以50年代初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和基础的。不说这一蓝本与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毫无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只包含了很少真正属于经济学的东西。而且那一套东西，正如我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不是包含了各种经济理论的优点，相反，是集中了许多“缺点”。比如，它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鲜明的特征是用经济利益矛盾、经济冲突来分析经济现象，比如用“阶级斗争”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而那一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整天在那里说我们的经济中万事和谐，人们都“同志式地相互协作”；不相互协作，而是相互扯皮、相互封锁、相互争夺，以至于不“进贡”办不成事，则只被说成是“旧社会残余”，结果残余来残余去问题反倒越来越严重，那套理论也就变得越来越“没味儿”。这种不分析现实矛盾并用利益矛盾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其实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鼓吹“和谐”的“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从另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创始人在当初的主要目的是“革命”，所以并没有对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怎么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个人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而那套苏式蓝本又教条主义地把自己框死在早年社会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几条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中，也不去深入进行这些方面的分析，并一味地排斥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贡献的许多西方经济理论，甚至连讨论它们提出的论题都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结果是把经济学搞得越来越不像经济学，更不要说是能够科学地说明现实经济问题、能够对发展经济真正有用的经济学。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我想至少有相互关联的两大理论工作需要抓紧进行:第一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不再搞教条主义，用人类的一切科学成果武装自己。我不同意有的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出国学了现代经济学就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一无是处，正如我不同意有的人不懂现代经济学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这里说的绝不是“苏联版本”的那种把自己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经济学”），首先与古典经济学一样都对整个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仍然从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原理出发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今天的经济学已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特有的原理和命题，要想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吸收和利用人类发展起来的一切科学成果，使我们的理论有更广博、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我们的经济分析有更现代的方法。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必须用已有的一切成果武装自己，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向更高的科学领域攀登（我自己回国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并改成专著于1990年出版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就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第二，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我们自己的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现在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不把经济运动看成一种类似机械那样“无生命”的体系，而是把它看成个人、企业、政府等经济主体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及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一种结果。对个别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应成为一切说明体制现象、生产与交换问题以及一切像物品短缺、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问题的基础。只有系统地搞清楚了个人、企业（各种经济类型、经济成分的企业）、政府部门等等在一定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方式，才能系统地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特点和运行结果，说明各种经济现象，也才能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出系统的、有效的、前后一致的，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自相矛盾、朝令夕改、缺乏有效性的经济政策。我回国后主笔完成并在1990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就是力求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我现在写这本书，用意之一，可以说也是想以一种“理论性”不那么强、较为通俗的方式，进一步表明现代经济学必须以分析人们的行为作基础。这些工作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有一批人扎扎实实地逐步做起，相互讨论、相互批评、开展争鸣，一步一步地积累知识，一步一步地扩展成果，从各个角度推动整个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这些工作，或许不成为其他一些人关心的问题，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的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偏好”。我最初接受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经济学”，学会了它的一套语言、概念和方法，深知其局限性之大，所以很早就想为改变现状做点什么。从大学高年级以后，我学习各种经济理论和方法，可以说就是在为从事这些工作做准备，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方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的。并且为了少犯错误，避免将来后悔，还尽量多学少说，一直以学习为主，在许多问题上有想法也尽量“克制”着不发表出来。现在学了一圈，自己感到确实有了新的长进，“悟”出了一些东西，却要我突然放弃这些问题，把已经想好了的一些话憋回去不说，留在美国去干别的，那实在是有点不甘心了！至少也得把它们说出来，把十来年一直想做的工作做出一些、告一段落，了却了这一桩心愿以后，再去干点别的，才说得过去。况且在我学习的这些年里，一些不懂真正的理论为何物、不知理论的作用在何处、不知理论研究乐趣何在的人，还经常有意无意地指责搞理论的人，把我们的努力说成为做无用功，说理论研究没有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因无知而狂妄，因浅薄而狂妄。单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理论工作的真正意义，也值得我回国去尝试一番。若我就这么“不了了之”，内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在抗议，总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总还是应该尽量有头有尾地去做，不管是否能真的有成果，至少要尽力去试一试。社会和学术界总是要有点分工的，不管别人如何，我就先来按照我的“特殊偏好”，做一些我愿意做的事吧。

外来人的位置

二三十岁到外国生活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如何，我想一辈子都很难消除与社会或“社会主流”的隔膜感。你可以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听课、考试、学术交流、与当地人交朋友，一切似乎没问题，然而总会有点什么东西，是一个不是从小生长在那里的人所无法透彻理解的。在大学饭堂里，在研究所休息室里，我经常可以见到坐成一圈的美国青年人在那里侃大山。有时那些人我全认识，平时与他们单独交谈甚至开开玩笑，也全没问题、没有障碍，但是他们自己一坐到一起侃起来，你却大半不能听懂，就像我们北京的哥儿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时，别说外国人恐怕连外地人也听不明白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只有从小生长在那里的人，长期经历过共同的年月、事件，看过共同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人，才能共享的特殊语言。我想，那些东西才是文化的真正个性，相区别于别的文化的东西。每当此时，我就回想起在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里我们一帮子硕士生、博士生在饭桌上、宿舍里，海阔天空、意气风发大侃特侃的情景，而在这些美国人当中我总会立刻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甚至都会尽量避免掺呼进去。因为你的加入，会立刻使谈话的风格变味，为了照顾你的加入，别人会尽量使用一些你能明白的语言，那是很扫人兴头的事，还是识趣避开为好。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也表现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比如电视上的新闻、政论及一般的电视“正剧”，你是看得懂的，而一些专靠用俚语插科打诨的喜剧、幽默表演，也许是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反正大多数情况下感觉只能听得懂六成，有许多笑话你听懂了也无法欣赏，因为你不了解那笑话背后的“掌故”或“出处”，就像一个外国人中文再好也不一定能欣赏我们的许多相声和笑话一样。也许待的时间长些会好些，但我不相信这种障碍对我来说能完全克服。中国人之间，若不是很亲密的朋友，对于这种身处异国所遇到的“障碍”经常是讳莫如深的，谁都想表现得“我已很美国人”的样子，但据我观察“第一代中国人”很少真的如此，比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年岁大的人说听不懂孩子们（“第二代”当地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之间说的话。而那“第二代的中国人”又不同你说话、不屑与你说话。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哈佛的研究院里，中国留学生可以和任何一个国家来的任何肤色的学生交朋友，就是很难（如果不说“无法”）和那些第二代的中国学生交朋友———他们正努力彻头彻尾地加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与你交朋友会有损他们的“美好形象”！就像阔人不愿与穷亲戚来往的道理一样。

用不着别人对你“种族歧视”，单就你无法完全掌握和了解这一国家的语言、文化，感到是外人而不是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你有一种“二等公民”的感觉。我之所以看到那些美国的大学生、研究生相聚侃山，便想起我们自己在国内学校里的类似场景，心中有股伤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一种傲视众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感”。而在美国社会中，我们却只有“俯首称臣”，不是我们从人种、从能力上低人一等，而是先天就缺乏在一个陌生世界当主人的资格。这种反差是最明显、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

我不想给人以印象，好像在美国社会中对亚裔或华人的歧视或排外倾向有多么严重。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因其本身的多民族特征，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应该说是最轻的。各阶层的人对中国留学生也都很有好感，华人在各方面成就卓著，有目共睹，赢得了各界的尊敬，特别是在学术界、科技界，就更是这样。我想说的只是，出于种种原因我个人有时会有那么一种隐隐约约、时强时弱的“二等公民”的感觉。

“代价”与“良心”

尽管有了以上的种种考虑，如果当时“不回来”，仍然还不是件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而如果在良心上会没有负罪感的话，我可能也就留下了，但情况并没这样。

首先，是留下来不再那么容易。由于当时去美国的访问学者里不回国的越来越多，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协商，达成了新的协议，规定不再对中国学者实行特惠政策，而是要与其他国家的访问学者一视同仁，访问期满后必须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再以其他理由（当学生的I‐20签证）申请入境，而不能不回国就将身份由访问学者转为学生继续留在美国。这就是说，我要想留下来，就面临着新的成本代价:要么是费半天劲申请学校，结果不被批准，还得回国。当然，回去的路也并不轻松容易。一旦选择“回去”，我不仅现在就要沉下心来努力学习，打下一个较扎实的基础，以后还得靠自己努力，补上几年没能学到的东西。但相比之下，当时如果选择留下代价要大得多，风险也大得多，而且可能是浪费了时间再也无法补上了。

其次，还有一个“良心”的问题。我当时还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正式研究人员，而只是一名博士研究生。这么一个宝贵的出国进修机会，是所里多少人都希望争取到手的，所领导把它给了我，一定是个困难的决定。而且我是社科院第一批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青年学者之一，我的“表现”可能影响到以后交流项目的进行。我回还是不回，可能关系到后面的人能不能再出来。所以说，我不回去不仅是个简单的“利己”问题，而且可能发生“损人”的影响。我不想说这是个“道德”问题，而只想说它有“责任感”的问题:一个人活在世间，多少总得讲点信用，讲点责任感，讲点“还报”。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经济学家谈到中国人的性格，究竟与美国人相似还是与日本人相似，我未加思索就说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与日本人更相似；但他说，据他对所认识的、听说的中国人的行为观察，他认为中国人与美国人其实更相似。因为日本人讲究“团队精神”，公司派出的人没有人不按时回去述职的；而中国人则更像美国人，以“自我为中心”，是不大顾及别人、“团队”或国家的。细想一想，我不能不承认他是对的，特别是这几年，特别是在出国的问题上。我不想修身成一道德先生，自我标榜与我的某些同胞如何地有别，但一些做人的基本准则，总还应该有所顾忌。负责任的人能得到人们的信赖，别人将乐于与你共事，你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节省不少“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守信用、负责任是“合算的”。

总之，就是在这样“前思后想”和“左顾右盼”中，我最后选择了回来。我只是我，我选择回来，对错与否与别人回来的对错与否没有关系，是不可比较的。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各自的特殊偏好、条件、考虑；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我的“信仰”。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做出了我的特殊选择，人各有其活法，谁都不能轻易对别人说三道四，更不用说一些人还是“不得已”而留下的，条件若不同可能也会选择回来的。就我个人的选择来说，当初认为是对的，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但是不排除将来有“后悔”的可能，那是将来的事，来日再去评说吧。

偶然性的作用

必须承认的是，理论虽然是把实践中的东西加以概括、总结、归纳的产物，但却永远不可能反映实践的全部内容。我们前面分析的影响选择的因素，只是一些较为主要的因素。在现实中，当我们面临一个具体的选择问题时，还会有许多较为次要的、有时是很偶然出现的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比如当时的情绪好坏，碰到一件好事或一件坏事，刚生了一场病，刚听到一个故事或一个谣言，刚作了一个梦，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等，难以穷尽。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对一个重大的决策产生某种影响，而且往往很难说它们以何种方式发生影响。借用物理学中的术语，这些较小的、较为次要的因素，可以被统称为“噪音”。它会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对“演出效果”产生影响。

如果有什么例子可举的话，我倒想起，曾有两段音乐（“噪音”），十分偶然地在我一生中的两次较为重大的选择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一次是在1975年，在我犹豫是否要从东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到河北农村插队的时候，在北京听到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苏联乐曲《黑龙江的波涛》，导致我当即决定“转插”。另一次“噪音”就发生在美国，导致了我回国的决定。

1986年春天，一位在美国开小旅店的中国朋友请我帮他开车去趟纽约。那是一种中国学生或中国移民开办的、专门招待中国来客的个体小旅馆，主要是为那些来美作短期（两至三个月左右）培训或访问的国内团体服务。波士顿周围有许多高科技企业，国内一些部门购买了这些企业的设备、技术，就会派人来此接受培训，由于时间较短，吃、住、行的问题都不好解决，美国的正式旅馆又太贵，于是应运而生了一些中国人办的简易而便宜的小旅馆。几个在当地工作学习的中国人合伙租下或买下一幢居民小楼，稍加改装，每间房子里放上两至三张床，一幢楼可住二十几个人，生活条件比不上住正式的饭店，但伙食费、交通费、旅游费都打在住宿费里，有专人做饭吃，上班有车接送，合同上还写明住宿期间安排几次旅游，比如去纽约购物，去华盛顿参观，去尼亚加拉大瀑布观光，等等，每天每人不过才交20多美元。那次是周末，“店主”请我开车带客人们去纽约购物，240多英里，当天来回；有报酬，可以赚点外快，我又喜欢开车跑长途过把瘾，加上当时正为究竟将来是留在美国学习与生活还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工作的问题而犹豫苦恼，烦躁不安，正好可以出去散散心，因此可算是一桩美差。

中午前赶到了纽约，我把客人们放在一家中国人开的专为中国游客服务的商店，约好转移到另一家去的时间，因付不起停车费，就开车在32街至38街那一带转了起来。天气很好，初春时节，阳光灿烂，空气温润。星期天的中午，纽约街头挤满了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出入于各种商店之间。纽约人种之杂是世界闻名的。记得我刚到美国第一次走进纽约地铁车厢时，环顾四周差点笑出声来:一个地铁车厢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种动物园”，而且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种动物们”还在那里读着刚出版的各种文字的报纸！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以纽约为生活的一个新起点，在这里或是挣扎或是奋斗。

我开的那辆车是旅店刚买来不久的一个能坐13个人的“道奇”牌面包车，很新，里面装有一套8个音箱的高级音响设备。我把收音机调到一个立体声调频古典音乐台，尽情享受我自己那辆破车里不具备的先进设备。美国的调频台24小时播放，每个大城市里可收听到二三十个台，多数都是音乐，并且都是专门播放某一类音乐的“专业台”———一个频道24小时专门播放一种类型的音乐，如爵士乐台、轻摇滚乐台、“重金属”摇滚乐台、轻松音乐台、乡村音乐台、民歌台、古典音乐台等等，当然多数是通俗音乐，最多的是摇滚乐；古典乐台的多少取决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一般说来中产阶级集中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古典音乐台就会多些。纽约市有3个古典乐台，一个专门播放歌剧，两个播放古典乐曲。那天中午一个古典乐曲台正在播放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色尔金钢琴独奏，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奏，无比完美享受，真希望就永远地这么开着车转下去，音乐也永远不要完。

转过一个街角，我停下来等红灯，乐曲大约正进行到第二乐章慢板的中部。钢琴刚起，清亮而悠扬。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白种美国中年男人正过马路，似乎是因为听到了音乐，略带惊讶地望望我的车、望望我，斜过身朝我走来，走近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冲我大声说，“好美的音乐啊！这是莫扎特！”我也朝他笑，答到:“这是色尔金、阿巴多和伦敦交响乐团。”他更笑了，似乎遇到了知音，朝我举了举拇指，低头静听了片刻，一边离开继续走他的路，一边若有所思地朝我点点头，半是对我半是自言自语地说:“呵，你也喜欢古典乐！”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原话是“Ah，you too like the classical music！”“too”（也）字略带加重，还特地放到了动词的前面。我不知道他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是我自己过于敏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正当时我从那句话中听出的是“你居然也……”的意思，是在说“你居然也喜欢古典音乐”！？。那大面包车里传出的古典音乐在纽约街头的确可以说是相当奇特、甚至是相当“不和谐的”。人们更习惯的是那些摇滚乐之类的流行音乐；我也没有听到过有哪辆纽约街头的车里传出的不是摇滚乐；而我，一个开着面包车夹杂在纽约中区30几街各色大小运货车中行进着的中国青年人，“居然”在听着古典音乐！

在下一个路口拐角处，我一不留神差点撞倒一位黑人老太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望着街头那民族人种大混杂的人群，我又一次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做一个“二等公民”？纽约应该说是全美国最没有种族偏见的城市了，因为在街上本地白人已是“少数民族”。纽约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了。在专业领域内，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刻苦奋斗，争取赶上人家甚至超过人家，可以赢得人们的尊敬（事实上在知识专业领域内，在同行之间很少存在种族歧视，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首先尊重知识），但在大街上，在这人群当中，你却已无法改变你的黄皮肤、黑头发，无法不让人家用另一种眼光加以“认同”。也许我不过是“自我歧视”，但如果我到处总会有这么一种“自我歧视”的敏感，显然活着就总会不那么舒服。

我最终决定回国，主要地当然不是由于在纽约街头有人对我说了句“你（居然）也喜欢古典乐”；但那天从纽约回来，我心中的天平，明显地向“走”的方面倾斜了一些。不久，就做出了我一生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回国。

【注释】

(1)本文是我在1993年出版的《求解命运的方程》（北京出版社，1993）的第11章和第10章的一部分组合而成。那本书是应出版社邀请，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人生各种问题一本通俗读物，发表后多次重印、再版，最后一版更名为《经济人生》（文字没有改动），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1999）。这里摘编的应该是我写过的唯一一段有关留学生活的文字，记录了当时我个人思考是否回国的心路历程，应该说都是一些坦诚的大白话。在此纪念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我将其重新整理一下，发表在我们的文集中，希望与学会的同学们共同回忆和分享一下那一时期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百味。我曾参加过学会1986年在哈佛召开的第二次年会。转眼已经25年过去了。那时我们所纠结的许多问题，与现在的留学生们已经有了天大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是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我们因此有着一些独特的人生体验，将它们记录下来，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时代的一种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