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论两只看不见的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论两只看不见的手⁽¹⁾

刘国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今天这个讲座的主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命题不是今年才提出的，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有好多年了，算得上是“胡子”工程。但是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今年，它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今年（2011年）我们国家制订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大家知道，“十二五”规划会至少决定我们国家未来五年发展的主旋律。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认真学习过“十二五”规划，相信你们在不同场合，自己可能研读过，或跟别人讨论过，或者听别人讨论过。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就是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要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国家发改委是负责“十二五”规划的牵头协调部门，我也曾有幸参与其医药卫生部分的研究。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解读，这应该是很权威的，“十二五”规划可以提炼为三个要点。

第一点，“十二五”规划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即科学发展观。简单而言，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就是用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思路，来确定我们未来的发展之路。至于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后边再阐述。

第二点，“十二五”规划要围绕一条主线来布局、实施、调整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这个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主题。

第三点，“十二五”规划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民生优先。为什么要确定一个基本原则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务实的原则，因为我们实现任何目标任务都受约资源有限的条件。当遇到因资源有限而不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的情况时，应该怎么办呢？民生项目优先，其他项目让位，这就是我的理解。

这里我们重点就前两个方面逐一讨论，首先我讲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我想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应该是指用科学作为发展的指导或哲学思想。如果稍微严谨一点问，科学发展观的准确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这似乎就不是一个想当然就能简单作答的问题。自从本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以来，当国家发展的理念越来越高度认同它的同时，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共识似乎仍然停留在非常初级的意义上。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确实应该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命题。试想，如果大家彼此对科学本身都没有共识，又如何确保科学发展观不被张冠李戴、随意滥用呢？

如果我们查证一下人类关于科学的认知，基本上有两大关于科学的思想体系。第一种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科学思想体系，指的是基于经验归纳的科学认知方式，就是在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没有主观判断的前提下，通过试点、试验、实践，摸索、总结、提炼出关于事物规律的科学认知。这种培根意义上的科学思想，应该说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种是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谈的理论演绎的科学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基于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假设和猜想，并以此进行逻辑推断、理论演绎分析，从而形成用于指导、解释和改变现实的行动决策。简单说，就是先有一个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并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当然这也不排除通过实践对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不仅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也提出了认真思考适应发展新阶段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必要性。我们既然提出了中国要科学发展的理念，关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研究也就必须到位。

现在我着重谈谈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主线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如前所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是个新命题了，但“十二五”规划把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作为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规划和发展的主线。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要明确界定它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它？靠什么？

我们先从基本定义开始，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现代经济辞典》上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是比较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在现实社会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种类繁多的划分和说法，这里列举几种，比如:按投入要素划分，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按增长主体划分，有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按市场供求因素划分，有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按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和出口带动型等等。分开来看，似乎都没什么问题，但又使人搞不清主次，哪个更核心和更关键。

为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以为必须回归到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上来，才可能真正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指的什么，并且要靠什么机制安排才能进行更好、更合理的转变。我们从经济学的三大问题谈起。第一个问题:生产什么？这是经济学的第一大问题。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稀缺资源及其选择的科学。为什么？因为人类几乎所有的资源基本上都是有限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生产活动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就是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从根本上又决定了选择主体的财富坐标，这至少包含了三个纬度:水平、质量、结构。

经济学提出了“生产什么”的问题，也给出了分析这个问题的经典手段:生产可能性曲线。我们举一个例子，把整个社会各种产品和服务以两种商品来代表，比如大炮和面包，需要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这两种商品的组合。如果把这是两个产品放在这个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来看，纵坐标表示大炮的产量，是军工方面的；横坐标表示面包的产量，是生活方面的。假定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给定的有限资源，如果不生产大炮，把全部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面包，这时候的生产点就是横坐标与PPC的交点。反之，如果不生产面包，用全部的资源以最高效的办法生产大炮，这时候的生产曲线就是纵坐标与PPC的交点。把这两点连起来形成的抛物线，中间的所有点就是代表在给定资源的前提下，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能够生产的大炮面包所有组合的路径，即生产可能性曲线。虽然PPC上每一点都是可以选择的大炮和面包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人们的生活品质是不一样的。比如A点和B点就不同了，A点是一个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面包生产的状态，B点是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大炮生产的状态。这两个组合哪个带给人民的福利最大？虽然这不是个从定量上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它取决于如何度量社会福利以及千差万别的个人价值取向，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定性上讨论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决定生产什么的资源配置原则，以及随之而决定的人民福利。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选择生产什么问题上的机制区别。

我们先谈谈市场经济是以什么方式来决定生产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源于其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部出版于1776年4月的开山之作堪称现代经济学的“圣经”。这部巨著讲的核心道理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保证供需双方的自由交换，从而促进需求导向的市场供需均衡。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最起码的共同点一定是供需均衡，不应该出现要么过剩、要么短缺的经常现象！因此需求导向、供需均衡一定是我们评判生产面包和大炮组合是否合理、有效的基本标准。

接下来，我们考察什么机制最有利于供需均衡呢？斯密认为，天赋的自由交换体系能够把人类最复杂的市场分工和合作进行有效协调，使个人和社会利益相容，从而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下面这段文字是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典语录，解释了为什么通过自由交换得以统一看似冲突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完成供需双方激励相容和共同受益的交易过程:“我们所需的一日三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施舍，而是来自他们为了自己利益的打算。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但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1776）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斯密关于自由交换的深刻洞见进行了几乎无懈可击的阐述，他在与其夫人共同合作的名著《自由选择》中这样写道:“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可能是这个道理过于简单了，以至会对人们产生误导。

大多数经济学上的谬误都源自对这一简单洞见的忽视，即认为馅饼就是那么大，一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弗里德曼，1980）。

如果我们接受自由交换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命题，接下来要搞清楚的问题是，自由交换是依靠什么机制来协调众多的市场个体行为，从而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市场供需均衡呢？弗里德曼的回答是市场价格机制，这包括了三大重要功能。

价格机制的第一个功能是传递市场信息，价格变化是反映产品供需缺口的关键风向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价格没有受到非市场力量的阻挠，充分反映了市场客观情况，那么通过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互作用分析，人们不难做出如下的判断:如果某产品价格上涨，说明该产品的市场供不应求。从自身利益出发，供方应该增加投入和提高供应；而需方则应相应减少对该产品的需求，并转而寻求其他替代物品。反之亦然，当市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供需双方也是各自考虑其自身利益而行，减少供应，增加需求，从而缩小供需缺口。无论哪种情况，只要价格机制传递了客观的市场信息，交易双方的自利行动并不妨碍客观上正好有利于市场供需矛盾的解决，促进市场供需的长期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灵活的价格机制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的财富机遇，使得人们有动力根据价格信息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人们如果发现了价格变化信息，却没有动力和激励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第一个功能就变得毫无价值。因此价格机制要发挥正常作用，相应的制度条件必须保证交换双方与交易结果的责权关联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有动力利用价格变化的信息呢？很明显，产权明晰是交易双方有动力发挥价格信息功能的最重要条件，因为明晰的产权决定了交易双方各自负责交易结果的好坏，因此人们会尽力利用市场价格信息，使之做出正确的决策。

明晰产权与交易结果的关联性，决定了价格机制的第三个功能:收入分配。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针对价格变化信息，做出正确反应的个体一定比没有做出反应或者反应不准确的个体收益更大。因此，市场经济必然要体现基于行动决策正确与否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如果收入分配与行动后果无关，人们就没有激励采取正确行动进行生产、交换，市场价格机制传递的信息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对此，弗里德曼曾明确断言:“如果我们希望用价格体系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又不希望用它来影响收入分配，不论我们如何想望，这都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1980）

接下来我们对比分析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的情形，这是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特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最常见形式当然是政府干预，这一般发生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宏观层面，比如各国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旨在校正宏观经济周期变化所引发的短期通胀或失业等问题。另一个是微观层面，比如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包括市场准入管制、生产要素的垄断买卖以及价格管制等等方面。

在计划体制下，行政部门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大炮”和“面包”的产品组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产品组合一定不是根据需求来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需求千差万别，瞬息万变，它是动态的！无论多么强大的行政机构，都很难想象能够通过事前的计划配置，其产品供应正好随时随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以北京市每天早餐的豆浆油条供应为例，这个不能再平常的生活用品，每天早上经由千万个大街小巷的个人之手，在我们不经意当中就顺利完成了这个超级庞大的市场交易过程。但试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由一个行政机构通过计划配置来完成，从面粉和各种原料的定购、运输、仓储、生产到及时配给到大街小巷不同的人群，结果会是怎样呢？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有些小区供不应求，人山人海排队等待；另一些小区则供过于求，人们头痛如何处置多余的豆浆油条。果真如此，这一定成为当天的头条新闻！

可以看出，无论行政部门的动机有多好，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事前的计划安排，其配置正好与北京上千万人的动态需求相当，应该是人类的智慧极限远所不能及的。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一般都是基于供方系统的若干指标进行项目预算，比如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资源配置基本上是基于医院的行政编制、级别大小、床位规模、服务类别等进行投入，无法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变化进行时时调节。综上所述，在行政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生产什么始于供方条件，而非需方因素，因此出现供需失衡的结果并非意外。换句话说，行政配置资源导致的供需均衡可能是偶然，而供需不均衡应该是必然。

下面大家看几个实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在2006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他的观察，某些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和某些产品的供应短缺（供不应求）常常相伴而行，而这些毛病恰恰都是发生在政府频频过度干预的地方。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及其同事在2007年《经济研究》的一篇论文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业反映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国家越发达，服务业比重越高。特别要提的是，服务业劳动者的收入一般比其他行业高，这既利于扩大就业也利于国民收入的提高。这本是应做的好事，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恰恰非常低，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并非特殊，他们通过更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进一步发现:从全球层面考察，一国政府直接支出和投资的规模越大，也即政府干预越强，一国的服务业比重就越低。在论及产能过剩问题时，国家行政学院的韩康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重工业很庞大，而且常常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跟我们的政府主导经济有没有关系？”他写到:“重化工业项目盘子大、投资大、产值大、税收大，在今天我们以GDP为核心经济指标的前提下，千方百计争上重化工业项目已经成为了各地方政府谋发展的优先之举。”最后，我再列举一篇和一位研究生的近期论文，旨在研究政府干预还是市场力量更有利于医疗费用的下降。社会一般流行的认识是:政府干预为民，市场力量逐利，因此民营力量的介入可能导致医疗成本增加。然而，我们研究的结果颠覆了这个假设，应用中国省级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干预越多的省份，医疗费用越高；政府干预越少的省份，医疗费用反而更低（李林、刘国恩，2008）。

事实上，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各自所依赖的机制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行政干预的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背。关于市场经济的精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曾给出了绝妙的表述:“市场经济就是自己说了不算，别人说了才算的制度安排。”（张维迎，2008）说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供方主导，后者是需方主导，这从本质上回答了我们提出的第一个经济学问题:如何决定大炮和面包的最优组合？市场机制的起始和落脚都根植于需求，因此生产的大炮和面包组合正常情况下应该最贴近需求，非常情况下可能偏离需求。而政府计划性的配置资源就很难说了，基本上是“自娱自乐”的供方主导机制何以满足动态多元的需求？对此，弗里德曼曾犀利地调侃道:“就像在市场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确实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弗里德曼，1980）

以上讨论非常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下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大家一定注意到，由于国内外经济大背景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学者也好、政要也罢，一谈到中国经济问题，都几乎在一致呼吁: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点，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良性增长的重要条件。暂且假定大家认同这个命题，自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呢？更具体一点，要多靠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之手呢？上面的讨论给我们的启示再明白不过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全球化，内需的扩大不可能再是供方“一厢情愿”或强制垄断的结果，而是基于越来越开放、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唯有根植需求、面向需求的市场机制才可能“水土相符”，真正发挥作用，从而适应和有效促进内需增长，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软着陆。

接下来我们讨论经济学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生产？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根据生产可能性曲线，任何大炮和面包的组合只要发生在PPC轨迹线上，都是当前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效率边界。要想再提高生产效率，惟有突破现有生产力的束缚，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和水平，这意味着PPC曲线向右面发生系统的位移。

根据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整体生产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投入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以及生产管理方式的优化。生产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人力，和技术三大类。由于货币资本的流动性优势，快速全球化发展的资本市场，使得货币资本相对其他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已不是最严重的了，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集中讨论更稀缺的人力和技术要素。

关于人力资源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年轻充沛的人力资源，即人口红利，以及相应采取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方式，充分发挥了当期经济条件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从何而来？这当然归功于战后婴儿潮的英雄妈妈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中国人口红利的主力。然而，根据人口学家预测，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殆尽，即中国人力市场将越来越面临供不应求的危机挑战。究其原因，虽然人口老年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口结构和红利问题无论如何都与始于80年代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支配独生子女政策的思想是控制人口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世纪初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人口陷阱”（population trap）理论的影响:控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资源和收入水平的关键途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确实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工业文明彻底终结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理论。根据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2008）的权威数据，1820年，全世界总人口才10亿，还没今天中国多，可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然而，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经济数万年停滞不前的轨迹:在短短的200多年间，工业文明支撑了高达6倍多的爆炸式人口增长，而其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是农业时代的祖先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应该包括马尔萨斯本人吧）。这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人类创造力促进的现代经济增长，而不是人口控制！其实，即使放到现今一个普通人的思考境界，只要不是特别消极、短视的人，可能都会发现这个思维的幼稚可笑。我们常说要“开源”和“节流”，估计任何常人都会懂得前者要比后者靠谱吧。只有锅里面多了，每个人碗里才可能多。致富一定得靠生产力，而不是节衣缩食，更不是靠少生孩子。

再退一步讲，即使我们的初衷仅是想通过少要孩子来达到优生之目的，那么“一刀切”的强迫政策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效果上看也不该是首选之策，更好的办法有的是。道理很简单，生儿育女的决定（生不生，生多少，何时生）就如谈婚论嫁、穿衣吃饭一样，“优不优”应该只有当事人最明白，所以也只有当事人根据自家情况和判断最有可能做出“优选”决定，尽管个人“优选”结果在他人眼里或事后证明不一定是最优，但个人自主决定的损失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早被证明一定小于人们“被决定”的福利损失。事实上，根据我们所知的研究文献，对世界人口增长产生根本影响的真还不是计划生育等强制手段，而是教育等促进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别是对妇女的教育和解放（Becker，1993；Sen，1999）。在这个问题上，世界最佳案例莫过于印度在科拉拉邦的成功实践了。《自然》杂志前任主编、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ark Buchanan（2007）在其新著中报告:“经济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科拉拉邦对妇女的教育是一颗魔力弹，把人口增长这个大气球的空气吸附走了，那个气球曾经稳稳当当地被传承了数千年。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节育计划、计划生育、甚至是强行绝育都失败了，然而教育却奏效了。”

在认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人可能确实对世界人口增长与人类经济发展史了解甚少而犯糊涂。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为何学术界包括那么多的政治名流和社会贤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的失语和沉闷，有些甚至还人云亦云呢？

当然，独生子女引发的相关问题还远不仅如此，性别失调问题，娇生惯养问题，自我中心问题等等都是关系到一代人的素质构成，也是更为复杂、长期和严重的问题。可以肯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问题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实在需要学者们独立负责的研究其全面影响，也更希望这些研究能够真正引起我们政府决策部门英明领导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从而尽早完善和实施优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人力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丧失，必然增加未来经济增长对提升人力素质的依赖程度，即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要求。根据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人力资本之父加里·贝克（Gary Beker，1993）的理论，人力资本构成的两大基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健康。因此，作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如何改革、调整现行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相关政策，使之更有利于促进和加强国民的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发展。欣慰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大举推进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希望这场前所未有的医改不仅能够改善国民看病就医的问题，同时也能促进国民的疾病预防和保健行为，共同提升国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当然，我们同时也期待相对滞后的教育体制能够尽快启动实质性的改革，以适应中国社会经济越来越开放、竞争、多元的发展对教育新体制的要求，为造就中国经济转型所需的教育人力资本提供保障。

提高人类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技术进步。我们先回顾一下工业文明带来的世界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根据Angus Maddison（2008）的研究数据，在整个农业文明期间，世界各国的平均收入差距实际并不大。直到工业文明之初，最富裕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差也就4倍左右。然而，在短短的一二百年期间，工业文明把这个差距放大了几十甚至上百倍，为什么？大多学者的研究共识是:技术创新所致。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创新在不同国家中有如此大的差别？为什么穷国技术创新差？是认识问题，能力问题，激励问题，还是获得技术的障碍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学家Gregory Clark（2008）教授的结论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穷国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消费低。但是，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获得新技术，事实上可以买到新技术。那么，为什么他们技术使用那么落后呢？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利用新技术。”这个判断对我们思考中国的技术创新很有启示:中国GDP目前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单位GDP的质量或技术创新含量远低于日本。曾然原因很多，但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发明创造的潜能差异，还是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差异？

事实上，无论是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察论述，还是根据现代生物学的基本认知，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天赋才能的差别，事实上要比我们所感觉的要小得多”（斯密，1776）。因此，技术创新的差别很可能还主要缘于创新的激励机制。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查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2010年发布的《专利统计年报———2009》，其统计数据显示:在1985—2009年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共582万件，其中获专利授权308万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同期专利数。虽然专利间自然有创新程度的差异，但不能否认中国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潜能。问题是，在这些数百万件专利发明中，有多少被中国企业投资转化成了生产过程的技术创新？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专利用于技术创新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专利发明与技术创新能力如此不对称，确实令人沮丧，但在意料之中。科学家们搞科研发明，企业家们搞技术创新，这里没有问题。值得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发明创造很多，但没能力转化多少为创新生产力？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身边很多常见的中国现象，应该不难悟出其中的一些制度问题。稍微和国企负责人打过交道的人应该不会陌生这样的对话:“最近忙啥呢？”答曰:“咳，还不是一直在跑财政或发改委那里要点资金呗！”仅在我与朋友的交道中，这已经不是偶尔的对话了，相信这在全国也绝非偶然的企业文化氛围。试想，如果你可以从政府“要到资金”，虽然要多跑点路，甚至请客送礼，又何苦走创新之路呢？创新之路意味着要判断、要投资、要研发、要时间、还要市场，漫长而不确定。当然，创新有可能带来超越他人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胜出，但前提是没有其他非市场力量扰乱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

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应该是基于比较可选择方案的成本收益进行决策的，如果向政府“要到资金”的期望值越小，市场主体选择创新之路的动力、压力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要促进中国经济迈向创新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减少直接向供方“喂奶”甚至“断奶”，使所有的经济体都尊重公平竞争、需求主导的市场游戏规则。与此同时，国家当然可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但必须转向真正有利于创新的“补需方”、“比产出”的市场导向机制。正如弗里德曼（1980）所言:“市场的机制既提供了做出反应所需要的激励，也提供了这样做的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做，并且这么做对你是有利的；你不这么做你会比别人穷，你就不如别人。”这里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要靠市场之手。

最后我们讨论经济学的第三个问题:如何分配？这是经济发展方式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决定了全体国民如何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那么，加强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之手，哪个更有利于分配差距问题的解决？

收入差距较大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收入差距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首先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是最大的，数据表明，199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2.6∶1；到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就成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不公平的收入差距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危机与不稳定。那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致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形成的吗？当然不是，正是50年代政府干预户籍制度的后果。户籍，本来仅用于提高社会人口的有序、有效管理，无可非议。但当它一旦和个人生存发展机会以及社会福利挂上钩，就演变成了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一个事实上的社会等级制度。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地区分割、城乡分割、人群分割，从制度上严重阻碍了人们的自由选择和社会流动。根据人类发展理论（Sen，1999），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如此的户口制度更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了。

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使人类史上最大的农业人群脱离了贫困陷阱的话，那么其最根本的原因一定是赋予了人们更多的流动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逐步淡化的户口制度不无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教授曾尖锐地指出:“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益就更高，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田国强，2010）

第二个层次是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问题。前面我们谈了社会人群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现在我们调整一下角度，把国民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国民收入与政府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看看有没有大的问题。根据政府官方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保持在5%—10%之间；城市居民收入的年增长率除2010年外，虽都一直高于农村居民，但也基本上保持在10%上下。从两条统计分布曲线观察，差距并不显著。然而，如果把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与第三条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曲线相比，差距就大了，后者平均高达20%之上。这意味着，如果说居民间的收入增长差距是个问题的话，那么居民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增长差距就是个重大问题了。这种大财政蕴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大财政必然意味着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整体相对偏低。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劳动分配率，即劳动者的工资占GDP的比重，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分配关系和人力要素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相关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劳动分配率为58%，日本为54%，英国为54%，而中国只在40%左右（姜磊、王昭凤，2009）。很明显，中国当前居民的收入偏低，主要因素还是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单位结余留存过高所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惹的祸。因此，政府如要真正显著的改善居民收入状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干预，扩大市场经济空间，开放的市场竞争必然更好地促进劳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从而使劳动分配率的整体平均水平趋于国际水平。

第二，关于大财政的一种常见辩护是，政府财政可以用于二次分配，调节初次分配，增加社会福利，促进公平分配。对此，我作两个回应。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必须以效率为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效率，公平从何谈起？其次，我们明确两个不同意义的公平: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美国《独立宣言》中说:“造物主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捍卫的是机会公平。每个人无法选择先天条件，但我们可以选择后天的机会平等。我选择教育，你选择从政，他选择创业，这是机会公平的例子。相对应的，有人强调要“结果公平”，这听起来很好，但问题大了。首先，结果公平不现实。物质财富如何公平？高矮胖瘦如何公平？男女性别如何公平？比赛结果都拿金牌？其次，结果公平事实上是对努力、勤奋、聪明之才的不公平。人人都想上北大，名额有限，只能抽签，这公平了懒汉，不公平了勤人吧。因此，我很难想象政府如何通过二次分配的干预，更能合理地体现收入再分配中的机会公平。弗里德曼（1980）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社会若是把结果公平置于自由选择之上，要强调结果公平，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相反，一个社会若是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那么最终不仅会增进自由，也会增进平等，后者可谓无心插柳之作。”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更具体的观察一些实证数据，进一步考察政府的经济干预究竟是否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在经济学分析中，大家常用基尼系数恒量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基尼系数在0—1之间，值越大表示人们收入差距越大。张维迎（200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樊纲和北师大李实等学者提供的数据，综合绘制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省级散点图:横坐标代表市场化指数，纵坐标代表收入基尼系数。散点图像呈现了一条由左上向右下延伸的趋势轨迹:“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他的研究还进一步显示:各省收入基尼系数的减小也与人均收入提高、民营部门就业比重，以及GDP中的政府开支比重等呈一致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否定一个貌似合理的流行说法:近3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是因为同期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转型。然而，通过以上省际间的收入差距分析，结论恰恰相反:改善收入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明智之举应该加强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方式。

现在我们再论一个大家一定关心的问题:根据上述分析结论，如果加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解决经济学的三大问题，那么政府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呢？针对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政府应该“无为而治”还是“大有作为”呢？关于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可能是人们谈论最多也是最难厘清的经典话题了。但当我们认真研读时，你会发现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的《国富论》中，就已经给出了精辟至极和令人折服的论述了。他谈了三点关于政府与市场应该是相辅相成、并非对立的作用关系:

第一，“君主的第一职责，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攻击和不公正的伤害。”难以想象，在一个缺乏独立自主、和平安全的主权国家，敌我矛盾重重，市场经济何以安身立命？伊拉克、利比亚的战乱都是有力例证。

第二，“君主的第二职责，在于尽可能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于社会中其他任何人的不公正和压迫行为的伤害，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同样不能想象的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如果缺乏完整、独立、公正、有效的司法制度，内部矛盾泛滥，强者欺负弱者，何以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自由交换？

第三，“君主或国家的第三也是最后一种职责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来说，这类机关和工程，当然是大有益处的，但从性质上来说，如由个人或少数人来承办，那所得利润绝不能补偿其所花的费用。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来创办和维持，政府要建立并维持。”这是很关键、也是人们误解最深的要点。无论你赞成市场经济还是政府主导，基本都会认同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分歧出在政府该何处、何时干预呢？斯密给出了两个既不费解、又易操作的判别条件:首先它是社会成员所需的，其次是市场经济人难以提供的，这包括了两大类产品:公共产品，这容易理解；另一类是市场规模不足的产品。

以北京医疗市场为例，市区内的三甲大医院，门庭若市，供不应求；而很多分布在边远的乡村，人口密度稀少，人们也需要医疗，但其市场规模可能连一个小诊所都支撑不了。根据斯密的上述思想，政府应该选择的公立医院改革路径就清晰可见了:在市场强劲的市区大医院政府尽量让位；集中力量补位市场薄弱的基层医疗服务。从公共政策角度看，这既可能节省公共财政总开支，又能保障边远落后的医疗，还为社会力量让出了更好的市场。怎么看，这都是更省钱、省力、进步、还能办事的做法，何乐而不为呢？当前，国家正在奋力推进全国医改，其中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艰辛，关键问题正是出在关于政府干预的模糊认识上，希望本段讨论对大家有所启示。

最后，我作两点结论，作为今天讲座的结语。第一，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手段，我们根据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的框架进行了分析，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我们的一致结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应该建立在强化市场之手配置资源的基础上，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向促进内需、技术创新、合理收入分配的模式转型。第二，政府如何定位并充分发挥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呢？简单说就是政府之手为市场之手保驾护航，相辅相成。这主要体现在三大不可取代的政府作为上:国防，司法，市场补位。关于如何进行市场补位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转变，即从与民争利到公共服务；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田国强，2010）。

参考文献

［1］Gary S Becker，1993，Human Capit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Mark Buchanan，2007，The Social Atom，The Garamond Agency，Inc.

［3］Milton Friedman，Ruth Friedman，1980，Freeto Choose，Harcourt.

［4］Angus Maddison，2008，“Shares of the Rich and the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Income Divergence Between Nations，”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3（1）:67—82.

［5］Gregory Clark，et al.，2008，“Madein America？The New World，the Old，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2）:523—528.

［6］Amartya Sen，1999，Development as Freedom，Alfred Knopf.

［7］姜磊、王昭凤:《中国现代部门劳动分配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财贸研究》，2009。

［8］李林，刘国恩:《我国营利性医院发展与医疗费用研究: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10:53—63。

［9］刘树成:《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2005。

［10］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经济研究》，2007，6:51—64。

［11］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

［12］张维迎:《中国改革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3］周其仁:《希望不是微观调控》，《经济观察报》，2006年5月1日。

［14］田国强:《破除中国模式迷思，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上海思想界》，2010年10月2日。

【注释】

(1)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团委2011年6月12日在北大举办的《北大讲座》录音整理，有部分删节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