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就是说年轻人要立大志，并且要终生为之进取、奋斗。
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也是因为他自觉天资鲁钝，不敢妄自尊大。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道光五年(1826年)，15岁的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得了第七名。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贴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
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这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巧的是这年恰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26岁，将来的机会还多，于是，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作他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33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38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给皇帝之后，年仅28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是出身翰林院。
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呢?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些积极进取的人，即那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
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狂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狂者才可能成功。
曾国藩21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在诗中写道: “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放激昂气概，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更使人记起李白“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名句，给人一种巨大的向上进取的力量。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曾国藩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他更对少年的锐意进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 “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 “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从某种角度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行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而沉沦下去，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曾国藩曾说，自从1853年冬天以后，他就已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了国家，愿意战死在疆场，也不愿死在寒窗下，这也是他一直的志向。又说: “近年来在办理军事的时候，尽心尽力，丝毫不觉惭愧;我死也瞑目了，没有任何遗憾。”
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不断努力，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人的成功与否，从个人角度看，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多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性。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社会一直在发展，很少有人还会故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与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 “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于这大动荡的社会之中。
练军伊始，曾国藩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 “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积极入世的心态跃然纸上。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这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 “我今日所赴，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的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候他做得很勉强，也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尽力去做。他说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 “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年轻时的曾国藩，大致可以用“自命不凡”四个字来概括。但也正是这种非同凡俗的期许与定力，使得曾国藩拥有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后来，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以换骨成仙’，我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就是他的金丹。”确实，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志向、抱负和进取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一个以做庸人而自乐的人，注定永远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只有那些有着远大志向而又脚踏实地、积极入世的人，成就一番大业才会有更大的成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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