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古代的贤人，越是在困苦忧患之际，越能够使道德功业突发猛进。其大处在于胸怀坦荡，其小处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在于遭到过大的磨难。
曾国藩的一生，充满了挫折;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以挫折来磨砺自己的个性，从而愈挫愈奋。曾国藩非常相信意志的作用。他生在一个“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能自己把握住自己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要想进一步挽回大局，就更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艰苦的磨难和逆境的洗礼，淬砺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进。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好好解决一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江，好与太平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也很大。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军饷又成了大问题。他请求咸丰帝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两。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
湖南的厘金还没有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大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师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只得向江西巡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战，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国藩想错了，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大肆造谣，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被买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我们哪有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话十分气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国藩的行为，他若出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处，向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
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也募来三万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这引起了江西巡抚陈启迈的极大不满。彭是江西地方人，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到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调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凿证据，在忍无可忍之下，向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同年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已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却说打了胜仗，逃将也说成功臣。只要不出大娄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走了陈启迈，来了文俊，但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了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讨饭”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垮而已。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了军饷而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仇敌，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原来事出有因。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派郭嵩焘回籍筹措军饷，又靠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从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
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却都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正在为难之际，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为他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做过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不允许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不但不合儒家道德规范，还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为军饷问题所迫，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两白银，并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出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练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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