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要义。
一次，幕僚赵烈文正与曾国藩谈话，有个仆人拿着一张纸给曾国藩看，曾国藩看过点了点头，问赵烈文: “你猜猜这张纸上写了什么?”赵烈文猜不出来。曾国藩说: “这就是我的食谱。每餐两样菜，一大碗，一小碗，三碗饭。不算丰富，但一定要在前一天把菜谱定下来。”赵烈文很佩服，又问: “我在您这儿时间不短了，从未看见您的日常饮食中有鸡鹅，不知道您是不是吃火腿?”
曾国藩说: “没有，以前有人送，我都不受，后来成了习惯，也没人送了。连我喝的绍兴酒，都是从街上零沽的。”赵烈文感慨地说: “大清200年，没有这样的总督衙门。”曾国藩说: “以后你替我写墓志铭，这些都是作料。”说罢，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曾国藩已经官至总督，饮食还如此简朴，的确很难得。
曾国藩穿的衣服也十分朴素，布袍鞋袜，多系夫人所做。他认为: “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30岁那年，曾做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在家时一般不穿，只是遇到特殊场合及新年佳节时才穿上它。这件马褂收藏了近三十年，还同新的一样。他很自豪地对人说: “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而在我看来，衣服也是新的不如旧的好。你看今天的衣料，哪里比得上当年的精细呢?”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因为总督来到，扬州盐商特摆盛宴为其接风洗尘，但曾国藩只勉强吃了点儿面前的几道菜。过后他对属下说: “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
年轻时的曾国藩就极节约勤俭，并深谙理财之道。他初建湘军之时，军饷经费大多由他自己筹集，当时的情形，可谓异常艰辛。首先是受地方上的要挟，地方提供军饷，就得保其疆域平安;然后是湘军小股疲饿不堪的军队，被地方官吏以小利诱引，去攻打大股的太平军，结果导致覆没的不止一起。
曾国藩完全凭借人格的感化，使地方绅士、豪强纷纷解囊相助，但他对每笔捐来的军饷都亲自落账入库，支出时具有严格的手续，可见曾国藩不愧是勤俭创业的行家。
曾国藩从创业的过程中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因此他常常告诫属下“一文钱扳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在财物管理上他最反对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他说这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富的积累。在家庭的财物问题上，曾国藩要求更加严格。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居室、衣服、财富和尊贵，而曾国藩恰恰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从不穿绫罗绸缎等贵重衣物。他的老家，湘乡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年有余，因家中人口增多，曾国荃另建了一栋新屋，大约花费三千多银两。曾国藩听说后不大高兴，去信责怪兄弟，说: “新屋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所见至深，足可体味。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续宜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方面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曾国藩还说，“盛时常作衰时想”，兴盛中往往隐含着衰败的阴影，只有时时保持勤俭才能使家运亨通。
当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同时封爵开府，家庭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此时他也并没有放松对家族成员的教诲:
“现在我们家正当全盛之时，贤弟不要以为区区几百两银子不足挂齿。如果让贤弟去过像楚善、宽五等人那样的艰苦生活，你能忍受一天吗?每个人的境遇的厚与薄、顺与逆，都是命中注定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自作主张。天既然可以使我们今天处于丰享顺达的境地，当然就可以使我们明天处于艰难困苦的处境。
“家道的长兴不衰，不仅是凭一时的官爵显赫，而是要靠长远的家规来维持;不只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兄弟们竭力维持。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如果这样，我们家庭自然会有牢固的根基。”
曾国藩对家中的理财之事都有严格的限定。他说: “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既勤劳又节俭所致。从节俭变成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则难如登天。我在任两江总督职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法，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的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痛改。”
曾国藩还指出，家中花费要有一个最高限度，不可超支，目的是要养成勤俭的家风。自己的八侄女出嫁，他只寄去奁仪一百两，套料、裙料各一件。这样做还唯恐家里奢侈成习惯，享受过度，所以，曾国藩平时绝不肯多寄钱财物品回家。
同治六年(1867年)，在几位兄弟的支持下，曾国藩家的富厚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耗费银钱达七千串之多。这年三月，曾国藩从家信中得知此情，尤为惊讶，在日记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几个月后，曾国藩与家资百万的好友万篪轩相谈，为万家富有而又节俭的家风感到由衷钦服，联想自己，充满自责。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又盖了三间新屋，本是为摆设地图之用，但过于富丽，日记中说: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图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图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有账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四月初六日，新屋修造一新。次年，曾国藩又接到四弟曾国潢来信，说家中为他起造书房七间，以备退休之用，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恼，说家人彭芳六办事，实太荒唐，深为叹恨，说家乡“殊非安居乐业之地也”。
曾国藩即使在权倾天下、显赫一时的时候，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毅力，实在难能可贵。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在不发达的时候，人可能还是比较容易做到节俭的，而在一帆风顺、官运亨通、财大气粗的时候，又有几人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本色呢?古语说: “时位之移人也。”现在，虽然经济快速发展，汲取一下古人的经验和智慧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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