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宁愿吃亏，万不可与人争讼。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在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却多次屈求。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淡，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殴斗，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儿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追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錱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錱，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是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的事去求骆秉章。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来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柩出城。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州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忽闻吴文镕已在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林胡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也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了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这是他在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对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对他冷淡。长沙的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参奏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到邻船拜客，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曾国藩对骆秉章的忍让足见其气度。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湘军集团发展壮大起来，渐渐地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官位相近者多达二十余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已由1855年、1856年一个司令部一个中心的格局，变为真正的多中心。这虽然促进了湘军的发展，但多中心的通病，就是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分裂，也将不可避免。这些大头目气质互异，与曾氏集团的关系也有深浅亲疏之别。如阎敬铭与胡林翼虽有知己之情、保举之恩，但胡一死，此情就不复存在。而山东距湘军集团势力范围又遥远，彼此并无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任山东巡抚后，实际上就脱离了团体，向清廷靠拢。为此，他在奏折中称赞僧格林沁“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的主张，是“老成谋国，瞻言百里”，并且表白:“自古名将，北人居多，臣北人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各有辖区，各有部队，所处环境局势又不相同。这样，随着时间的转移，局势的演变，湘军集团各督抚势必利害不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各行其是，乃至明争暗斗。而清廷虽然全面依靠湘军去镇压革命，但对湘军集团因此而急速膨胀壮大也不能不怀着隐忧。湘军集团的裂痕，正为清廷分而治之甚至促其公开分裂，提供了可乘之机。
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掀起争夺江西税收的明争暗斗时，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桢，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和困难，批准沈葆桢的截饷请求。当沈葆桢大闹意气，以告病假与曾国藩相抗时，迎承意旨的御史上奏说沈“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协饷用人两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营员每次间伺隙，饰非乱是，是以沈葆桢知难而退”。清廷即据此不诏，表面上是训诫沈、曾两人，实际上对沈葆桢多方维持，对曾国藩则加以责难: “恐有耳目难周之弊”，要曾国藩“毋开小人幸进之门”，不要为人“任意播弄”。这样，就把沈、曾纠纷完全归咎于曾国藩一人。得到那拉氏信任、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责备曾国藩: “岂贤如幼丹(沈葆桢字)，而不引为同志者。道途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贤。”1853年，沈葆桢又奏请截留江西厘金。户部在奏议中对曾国藩又进行明显刁难。正如曾国藩所言: “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以致“寸心抑郁不自得”，深感自己“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权利太大”，从而感到很大压力。
这种情况表明，围绕沈、曾纠纷，在北京已经形成上自大学士、尚书、御史，下至一般舆论对曾国藩横加非难的浪潮，而清廷正是这一浪潮的中心推动者。
那拉氏、弈当政以来，虽然进一步扩大与湘军集团的合作，给曾国藩以很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讲求驾驭之术，察看曾国藩等所作所为，力求既要重用，又不使之跋扈犯上。护沈抑曾正是为此而发。这不仅仅是向曾国藩泼一点冷水，使其不要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这还可以分化湘军集团，使沈葆桢成为其中敢于同曾国藩对抗、向清廷靠拢的引路人。沈葆桢自然有恃无恐，更倾心于清廷。正如沈葆桢自己所说: “且余知有国，不知有曾;予为国计，即有恩亦当不顾，况无恩耶?”这样，沈葆桢终于与曾国藩闹到公开决裂、“私交已绝”的地步。明白个中原因的曾国藩自然愈加“藏势收声”，谦恭对上，以求自全。
曾国藩最初对清廷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颇为不满，以辞职相要挟。但是，他善于审时度势，认识到闹下去对湘军、对自己、对朝廷都不利。这时，他的“忍”字诀又占了上风，以委曲求全来寻找共同点。这是曾国藩在处理“多山头”时的一种策略———内部一定要团结，别人才无机可乘。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能忍者方能伺机待时，等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与对手抗争时才猛烈地反击，定能一战而胜。智慧之人会分得清是非曲直，青红皂白。要成就大业，就要分清轻重缓急、大小远近，该忍的就得忍，从长计议，从而实现理想宏愿，成就大事，创建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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