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行事，不留破绽

曾国藩箴言：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工夫。

时时谨慎、事事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

1843年2月15日，他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艮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间新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国藩与他的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国藩有分歧，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国藩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在给长子纪泽的信中，要求后辈子弟再也不要从军，并认为自己带兵打仗“择业已殊不慎”。那么后辈应做什么呢?曾国藩要求他们习劳作，勤读书，走耕读之路，这样“决不怕没饭吃”。在他的要求下，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没有带兵，长子纪泽后虽为官，但是做文官，主管外交事务。次子纪鸿专攻数学，成就卓著，可惜早逝。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这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构置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小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毁掉。曾国藩的小女儿时年八岁，她后来回忆说: “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经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曾国藩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他举和珅的例子说，和珅当年受乾隆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他说，人无论多贫穷，多富有，都只能居住一间房子，睡一张床，即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8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僧部骑兵部队以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对抗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几次悲壮的自杀式冲锋，令每一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扼腕叹息，悲愤泪下。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国荃之言确有谬误。

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役，僧部均前仆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是另一番景象。

因此，在“原典”的第三则中，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多时，决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曾国藩曾对其弟国荃说过: “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全开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做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工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位居高官，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他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

曾国藩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国藩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王宫和国库里面的许多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湘绮也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一些不好的做法也写进去了。

湘军中一些重要将领对外面的批评非议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把天下夺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 “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一个“忠”字，一个“慎”字。

在军事上，曾国藩的方针是招招稳慎。1858年，曾国荃刚组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针对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境，一再劝告他: “不求近功速效。”1862年3月，已攻占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打到离金陵只有40里的地方。这时曾国藩却担心他孤军深入，自陷危地，又告诫他以坚守不出为妥。曾国藩认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不可反主为客;又认为须“致人而不致于人”，他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

“为官不得罪巨室”，曾国藩对这句古训终生恪守，不敢逾越。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约束他的属下、亲友这样做。曾国藩对中国旧时代的官场十分精道，他清楚与权贵过不去，就像以卵击石一样。因此，当他的弟弟曾国荃弹劾官文后，他吃不下睡不香，“一夜数惊”，生怕有什么大灾祸。后来还专门向官文致歉，为此惹得曾国荃也对他不满。

1864年11月至次年4月这五个月中，曾国藩五次告诫曾国荃，要他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可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习谨慎做人的一个好榜样。在近代，谨慎的典型人物则是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