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做尽。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裁撤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以致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的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外，年龄因素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制衡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只是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曾国藩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庖。他代替曾国藩主帅地位的意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属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 “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
李鸿章能取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
所以，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即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是他暂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忍不拔。
由此可见，忍有两种，一种是忍受别人的压力，坚持做下去，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忍受屈辱，激流勇浪，让别人去成功。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做到的。
其实，曾国藩的退隐之心早已有之。
当初，攻克金陵以后，湘军就有种种不合法的劣行。这些事情，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忠王李秀成是很清楚的。李秀成被捕后，曾国藩先骗他写出供状，然后未经奏报朝廷及献俘京师，就将其杀掉灭口了。一时，朝廷内外对曾氏兄弟的攻击漫天飞来。清廷对曾氏兄弟尤其是曾国荃也大为不满，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对李秀成之死进行明察暗访。
朝廷方面的猜忌嫌疑，加深了曾国藩的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掳获无数。因此，有御史贾锋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锋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戒。
朝廷故意显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尤其足使曾国藩惊惧伤心。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的猜疑、对湘军的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还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的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瑱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瑱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已足以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责。要不是有克复金陵、荡平大乱的大功，欺君的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但来自各处的冷嘲热讽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引此事而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象的。如此则清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暴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怨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竟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温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六两人参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怨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制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其实，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后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于还由咸丰皇帝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咸丰帝毫不容情地大骂曾国藩: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朝廷中也有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句，以及忆刘蓉诗“四海一刘蓉……他日予能访，千山捉卧龙”句，强调曾国藩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主自许，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廷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处，否则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权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还故意发动言官对曾国藩进行弹劾，更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比如他在致同乡兵部左侍郎黄倬函的信中就颇明白地透露出对朝内倾挤之怨。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也将引退决心函告了郭嵩焘。这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系恋。曾国藩值此众谤丛集之际，唯有与弟曾国荃互助安慰勉励。
因此，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其实是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 “曾国藩向来不爱出风头，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认为湘军暮气太重，不可复用，主张任用淮军。但曾国藩的言论，实际上是远离权势，保住美名。”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12万余人，但左宗棠一支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1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2万余人赴授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5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便从这5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1万余人防守江宁，1．5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2500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16营8000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7500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事实上，世事诡谲，风波乍起，非人所尽能目睹。所以，应该立身唯谨，避嫌疑，远祸端，凡事预留退路，不思进，先思退。满则自损，贵则自抑，所以能善保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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