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灵犀，不露痕迹

曾国藩箴言：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续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咸丰后期，肃顺对权力的争夺极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肃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的儿子曾经说道: “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

郭嵩焘不仅为肃顺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帝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激赏之”，要与其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闿运到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寿榕与肃顺关系后来虽然破裂，但李寿榕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宗棠得以幸免。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宗棠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心夔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即趁机言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联系湘军集团，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地反映出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年)，满族贵族对湘军集团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咸丰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做出亲近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这说明，曾国藩行走官场多年，很善于运用“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手法。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心有灵犀、不露痕迹”，这是多么高明的倚人之道啊。倘若见到好乘凉的大树，便亲热地贴上去，实际上具有极大的风险。因为官场实在是太复杂，很少有人能真正捉摸透。一旦站错队，就可能葬送了前程，甚至会断送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