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是非，善保其身

曾国藩箴言：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活中，遇事无不深谋远虑，巧妙周旋。虽然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但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郁郁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尽量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

咸丰后期，以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以延誉树党”。

肃顺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

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当时主政者为尚书肃顺，四月，他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是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国藩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六月，又给曾国藩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政变18天后，清廷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曾国藩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同治初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示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贾祸”，他对此不但理解深刻，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曾国藩很早就涉足官场，他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于是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和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高明的人总是承认事物总有看不透、不可料的一面。面对权势的诱惑，能够不冷不热地避开是非圈，也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做到的。这需要一种极其高明的眼光，同时又需要抵制诱惑力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