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凡事须知己彼之切实工夫。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勤奋向学，后入曾国藩幕府。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
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被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并交予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被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
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做“异己分子”的做法越想越生气，无法容忍，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
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往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复查，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
曾国藩认为，局势动荡时，应坚持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錱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一直准备要重用他，但王錱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曾受命回湘乡募勇———王錱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3000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錱带着3000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断然要求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章却不让王錱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錱更拒不听从曾国藩，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錱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此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上，每次都决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錱摊牌，他给王錱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錱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要求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錱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总之，王錱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王錱就不能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錱认为此时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章也趁机拉拢王錱，表示他所统带的3000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錱一刀两断，将他逐出门户。
用兵贵在于审时度势，顾全大局而不计小利，求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通观全局。他多次告诫曾国荃: “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审势以审力为基础，审力在先，审势在后。所谓审力，即“知己彼之切实工夫也”。咸丰五年，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仅能自保———陆师攻九江，坚城难下;曾国藩驻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乘机三克武汉。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攻”，便向曾国藩提出赴武汉援胡林翼，武汉得手则江西战事定能扭转。
多年之后，曾国藩提到这件事时，盛赞道: “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
审明地势，有利于知己知彼，也有利于指挥人员。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时，曾国藩对他说: “去吉城三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兵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
当安庆战事已至白热化时，曾国藩又教其弟看地势不得带队伍: “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最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包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亏，不战则长贼之气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将官看地势者，相诫不带队伍。”
曾国藩于咸丰九年间对攻击太平军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太平军和清军的分布，如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势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所以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在上游的屏障安庆。
之后的战局，基本上也是按曾国藩的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及部署，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因此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冒着风险，屡次抗拒朝命。虽然受西进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地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对曾国荃说: “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曾国藩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 “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
曾国藩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争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因而，曾国藩进兵安徽，把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荃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派往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成为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紧紧包围，与外界联系中断，于咸丰十一年被攻陷。这一场胜利成了湘军进一步围天京、奠定胜局的转折点。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打倒犹豫不决这个大敌，会使我们不断地走向成功。我们由此所得到的自信力和他人对你的信赖感等种种所得来说，要比因怕犯错误而丧失决断力有价值得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