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扭亏为赢”、“转败为胜”是精道、老沉的用权之道。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每况愈下。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即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说还算过得去。至于李元度，真是一个书呆子，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又花几天的工夫，写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尽管曾国藩如此费尽苦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善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有一天会出大事，因此，在自救的同时，他还必须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所率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此时正为彭玉麟与杨载福之间矛盾很深，无法调解，不知如何安置他们而发愁，所以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
由于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孝道的人，他提出要在去江西之前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因此耽搁了时间，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这样，曾国藩身边总算是又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不久，湘军在江西樟树镇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殆尽，大量的官弁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鉴于形势，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同时，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另外，曾国藩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那支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率领的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曾国藩又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攻克武汉，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占领武昌。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是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加上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同年九月，湖南、湖北两省已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余人援救江西。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不久，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他感到迷惑。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曾国藩为官用权，喜欢在被动的时期等待出头之日。被动，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劣势下“扭亏为赢”、“转败为胜”是曾国藩非常精道、老成的用权之道。
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背着曾国藩参劾了坐镇湖广、制衡湘军、淮军的满族贵族官文。
正如曾国藩预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事关重大，慈禧只好命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返回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际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之间的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势力，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撑腰，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慈禧这时同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分别发来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照朝廷公正”，是左宗棠上。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是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于是，曾国藩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虽然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而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向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但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便调其兄李瀚章暂时代任湖督，这场风波真是让作为淮军首领的李氏兄弟从中拣了大便宜。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曾国藩也暂时渡过了危机。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处于被动、危险的境地时，冷静的思考、积极的筹划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智慧，比顺境时的意气风发、潇洒出击更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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