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即使死于此所，也不后退一步。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而不能”。
由于“将士愈饶东，争求从军”，造成湘军军饷极其匮乏，就在此时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石达开于咸丰五年十一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曾国藩见状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调周凤山回援江西。周部撤围九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攻占樟树镇。但是，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武昌，令曾国藩举棋不定。石达开见来援湘军驻兵樟树镇尚在犹豫，马上下令全力进攻吉安，最后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56年3月1日)将吉安攻陷。曾国藩此时驻于赣北南康府，闻吉安被攻破，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他认为此处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南昌的咽喉，石达开兵破吉安，必然北犯省城;因此占领樟树镇，便可以逸待劳，堵击太平军。曾国藩为守樟树镇，还急令内湖水师彭玉麟率船队师出青岚湖，沿武阳水过三江口，驶入赣江，南下与陆师配合，防守樟树镇。
不久，石达开果然率兵由吉安北上进攻樟树镇。周凤山指挥湘军据城大战，不敌而弃城逃走，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闻讯，立刻由南康动身去南昌城收拾溃兵。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整个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的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传送;经过秘密化装的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100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然调石达开去天京加入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把在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千余人，由毕金科率领。他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这样，军队总计约有万余人，但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于是，曾国藩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罗泽南被太平军枪击头部，于三月初八日(4月12日)死在军营。死前，他给曾国藩留遗信一纸，哀凄悲凉，追述办湘军南北转战之苦，进言让曾国藩重用彭玉麟、杨载福、王錱等人。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扰不止是军事上的，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的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正因为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
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但就这样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好有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款支持部分款项，勉强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80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这期间，同乡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不但不予关照，反而对曾国藩多方钳制。
陈启迈被曾国藩弹劾罢官后，继任的文俊对曾国藩排挤更甚，因其克扣饷银致使曾国藩的一支湘军全军覆没，猛将毕金科也惨死战场。
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骁勇善战，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饷项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作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也曾想过就此撒手不干了。他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
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被逼自杀已是好几次了。思前想后“遂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但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当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
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两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同时，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这期间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啊!
曾国藩这一次的险难，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才得以渡过。
接下来曾国藩又面临了几次主动出击的失败。1861年4月，他又移驻休宁。
在那里，他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在徽州城发动攻击，期望再占该城，以便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开战均告失败。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竟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于是，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结果，湘军大败，22营中竟有8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到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一面吩咐身边的人预先料理自己的后事，一面写信给自己远在湘乡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立下了遗嘱。
至4月上旬，李世贤部太平军一度攻占景德镇，并乘势向祁门发起进攻，使曾国藩在祁门经历了一年来最大的危险———所部3万官兵，候粮30日不至，军心大为震动。
为了解救祁门之危，左宗棠率部不顾一切地向太平军李世贤部的侧后扑去，逼迫李世贤回军反顾。4月22日，两军大战于乐平城外，太平军逼近左军壕墙，左宗棠指挥部下发射排枪，以密集的火力阻挡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屡却屡进，奋勇环攻，左军也拼死抵抗，毫不退却。次日，太平军调整部署，继续攻击，左宗棠决计以攻为守，督率所部分三路越过壕墙，突然对太平军发起反攻。当时风雨交加，两军在阵前奋力苦战，枪炮声、刀矛声、喊杀声与天空的雷鸣声连成一片。最后，太平军伤亡四千余人，渐觉力不能支，被迫向东撤退。左军乘胜追击，连占德兴等地。
左军的这一胜利，使祁门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死里逃生，大喜过望，益发佩服左宗棠才大有为。不久，清廷谕升左宗棠为大常寺卿。
曾国藩在祁门共驻扎了10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期间有不少人劝他赶紧从皖南撤出，回到皖北去，可他就是坚持不走。他说，帅营一动，军心即摇，即使死于此所，也不后退一步。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人生的际遇有两种，一种是顺境，一种是逆境。在顺境中顺流而上，抓牢机会，或许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但面对逆境，许多人纷纷败在阵下，在逆流中舟沉人亡。事实上，任何逆境里都孕育着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的潜能和力量都是十分巨大的。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十分乐于在逆境中生存，因为他们知道，逆境将把他们推向另一个更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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