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人之长，为我所用

曾国藩箴言：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曾国藩能成功、能做大官，与他善于识人、用人是分不开的，与他庞大的智囊团也是分不开的。

清代，幕府表现最突出的，首推曾国藩幕府。

当太平军势焰正炽之时，清廷与官军已无能为力，唯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与其抗争。曾国藩以一丁忧在籍侍郎之身，终能陶铸“中兴”功业，除其个人人格因素外，幕府的运用实在也是制胜太平军的利器。

曾国藩出山后，以“诚实”结人心，终于众望所归，使幕府不仅为人才总汇，而且为文武官吏的实习所。一时，将帅疆臣相继由幕府而出，最终才能完成同治“中兴”的事业。

从资料统计看，曾国藩幕府中僚官共92人，按其籍贯而论，计湖南20人占第一位，江苏19人第二，安徽15人为第三，其次浙江12人，四川7人，江西、湖北及广东各5人，贵州亦有2人。其分布达九省，除闽、滇、桂三省外，南方各省均有入幕之宾。此则表示其乡土分布，与曾国藩活动半径相符合。

曾国藩虽以湘军起家，其幕府中湖南人与江苏人之多，几乎相等，而安徽、浙江人也不少，足见他并无狭隘的地域观念。

曾国藩幕府的人物，论出身，自布衣、秀才、举人、进士以至翰林，均为座上之客，无所区别;论幕中活动，自文牍而将兵，由道学而科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论出幕后功名，自牧令以至大学士，各遂其志，各适其所。所以，幕府在治事上的影响，已不可等闲视之。

曾国藩之所以成大事，有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与曹操的名言“吾任天下之智力”意思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

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都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相互倾慕，相互追求。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兴亡、国家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贤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率军“东征”之始，就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

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粗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于是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徒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至有的已经名满士林，学问渊博，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与其相识为幸，与其交游为荣。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帮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竭尽全力，不辞辛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正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更是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这项战功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每个行动，还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更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以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而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但也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也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不是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于是郭嵩焘劝他说: “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两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政治家的工作，在于汇总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凝结为一个高效能的机构用以治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