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曾国藩箴言：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曾国藩对孔孟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为推崇，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作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他认为: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在军营里，曾国藩每每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及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曾国藩自己升迁的同时也荐举幕僚和下属。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幕僚和下属。现已证实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

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

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考证成功者的视角可以有很多，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即当众人拥戴、台面做大之后，先前的共患难者能否在此时共富贵?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成功后，首脑人物在升官或发财的同时，对昔日共患难的有功者能否善待。

曾国藩的做法对后人不无启示。曾国藩自咸丰十年任两江总督后，对共济时艰、患难相从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请朝廷不吝其赏，越级提拔。然而，按照清朝吏部的要求，曾国藩必须于上奏时将“何员系何项劳绩，奏准声明”，而且还要条分缕析。这对于一次大战役、大行动的首要有功者来说，并不难知晓，但军务倥偬，又怎么能做到每一次都“分列清楚”呢?曾国藩一如既往地上报，但吏部按照成法办事，所以很少给予记录军功、批准奏请。到攻下天京时，曾国藩所上的保奏已在吏部积压了22件，涉及到数百上千人。这一次，曾国藩开始与吏部算总账了。

天京攻下后，曾国藩兄弟封侯荫子，部下主要人员也一一荣耀有加。但曾国藩想到的是战死的以及活着的“有功未赏”者，他要为这些人讨说法。同治三年(1869年)八月十三日，他一天连上三折，有的公开，有的密上，反映出他“于公于私”界限清楚，但又都有所交代。他先上攻打天京时阵亡伤故的501人名单，恳请清廷要“议恤”;对准备“荣归故里”的数百人，他请求朝廷不能过河拆桥，要让他们“同戴皇恩，宠耀闾里”。同一天上的第二个折子名为《保密请免注考语片》，这也是一个公开折，是对吏部的批评及对湘军将士的一个交代。他说自己上奏的保荐案已有22个之多，这都是“积年有功之士，所保官阶，悬而无薄(兑现)”，将使他们有被朝廷抛弃的“向隅之感”。他语气坚定地说，如果每一案都查个清清楚楚，非数年不能办到，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因此，请皇帝下旨发交吏部，“将臣营自(咸丰)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报部核议，即照原单一体注册”，让现在仍在军营中出生入死的人“有所激励”。曾国藩上的第三个折子是份“密折”，即直接上给皇帝、慈禧太后的。这里涉及到曾国藩的“私谊”，因此用了“密折”。在这份密折中，他大讲让自己“内疚”的几个人，有健在者，有已故者。曾国藩认为这些人都有“冤屈”，而这“冤屈”之造成，与曾国藩本人有密切关系。他请求皇帝、皇太后能够允准他的请求，为这些人正名。这些人是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五人。他委婉上书中，对李元度、江忠源的措辞是这样的:

李元度跟随微臣时间最久，遍尝了艰难险阻，远近皆知。他在咸丰十年守卫安徽的战役中，到郡还不满10天，伪侍王的大股部队突然到来，抵挡不住以致府城失陷，微臣奏参把他革职拿问。他在咸丰十一年援助浙江的战役中，事情还没了结，就擅自回了老家，而且沿途还谎报胜仗，又不全力救援杭州，臣又奏参把他革职留营。议者都认为微臣后参援助浙江之事最为公允妥当，前参拒守安徽失之太严，而自我反省还不是最为内疚的。所最歉疚的当数咸丰六年春，臣部的陆军在樟树大败，江西也无法收拾，依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来支撑危局。次年臣回原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在江西，听任他们饥困交迫、蒙受讥讽、忍辱负重，几乎放弃而不顾及他们了，这是一疚。李元度下笔千言，而且条理周密，本来有多方面的才华，司道清要各职，均可胜任，只是战阵不是他所擅长的。

咸丰五年他请命带兵;咸丰十年夏，微臣又强令他带兵，未能量才而用，以致使他身败名裂。文宗有李元度未能量才而用的惋惜，人才难得的叹息，这都是微臣不能知人善任的过错，此又是一疚。这二疚，微臣累年来，每饭都不能忘记。自己因身居高位，常感恩怀旧，惭感交加。

此外微臣还有惭愧之处。江忠源的将才，在当时本可以大有作为。人们都知道长江水师由微臣创建，而不知道是江忠源提出的建议。咸丰三年，江忠源在江西的围城战中，一面奏请设立江面水师，一面函请微臣在湖南造船。

臣因为没有钱而最终未能办成。

后来，江忠源屡次催请救援，微臣因为没有兵、没有战船而无法答应他。

等到刘长佑、江忠浚驰援庐州，微臣也不能以一兵相助，以致庐州沦陷，江忠源阵亡，良将不能尽其才，这又是一疚。

此外在这第三个折子中，曾国藩也以同样的心情为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等将领明辨是非，申请奖励或抚恤，申明自己的过错与内疚。上书的最后说道:

微臣忝任将帅，以爱惜人才为天职，而历年来压抑的人才，实在已是不少。此谨将微臣抱疚的原因，一一上陈。

对于曾国藩的三折，清廷处理得也十分微妙，对前两个“公折”，清廷破例“允准”。这对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十余年的湘军将士而言，是个极大的安慰，虽然赏已迟时，但终究对共患难者有所交代。

对属于“私谊”的密折奏请，清廷令左宗棠查明李元度之事，等左奏报时再降谕旨。清廷认为江忠源已蒙厚赏，已无不当之处。其他三人“应如何一并加恩之处”，命曾国藩查明具奏。是年底，曾国藩再上奏疏，又表彰三人功绩，请求赐谥，即钦定谥号，也就是给这三人“盖棺论定”。至于何桂珍一事，后来在曾国藩的执著努力下，朝廷也都有了交代。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在一个大团体中，如果仅靠一两个英雄，那么事业就难以持久。

因为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前辈们就很讲究“和合”、“谐和”之道及立人、达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