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洞察时局

曾国藩箴言：在自己走每一步之前，都要把这一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

事物在发展变化之前总会有一些先兆，曾国藩善于见微知著，洞察时局，把握事物的状态，从中抓住机遇并重新抉择。应变是为了生存，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他一生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不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造成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不一。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曾国藩在走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曾国藩把握天下大势的主要参照的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令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自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着手编练湘军时，就已经开始研究应对太平军的战略战术。那时，太平军一路攻城陷镇，势如破竹，举国震动。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定金陵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天国主力溯江西征;6月，二克安庆，进围南昌，久攻不克;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镕独坐危城。曾国藩惊呼:太平军攻取安庆、九江等地后，“长江两岸各数十百里，该逆查户编籍，勒人蓄发，乃将污秽吾土，椎结吾民，吾辈岂能袖手旁观?”准备派王珍统率部分湘军驰援武汉。他致书王珍，纵论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荆州、襄阳扼长江之上游，控扼陕西、河南之要害，确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时异势迁，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则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既已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翼蔽东路，远处所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三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图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江、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迫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

在这件事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朝廷以往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仅仅是“围困天京”，在天京周围相继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

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限在金陵一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有九江、湖口、安庆。占据中上游，俯视下游，才可气势如虹，建瓴而下，大破金陵。

1854年初，正当太平军第一次西征，由安徽挺进湖北的时候，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于是，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说明要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

对于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他还上了一份奏折说: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

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之得失，定乾坤之转与不转”，“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天京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同时，安庆又是陈玉成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它与李秀成新近开辟的苏常根据地成为天京的左右臂。安庆一失，则去一臂。1860年，朝廷命曾国藩率部解“江、浙安危”，曾国藩一再婉拒，坚持围攻安庆。

曾国藩坚持实行“武汉—九江—安庆”三步走的战略方针是有良苦用心的。对于湘军来说，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就能控制鄂、赣、皖三省长江两岸广大地区，湘军就有了牢固的后方，湘军的粮饷来源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武汉、九江、安庆均为沿江城池，湘军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也就控制了长江制江权，从而可以断绝天京的水路运输。因此，太平军丢失武汉、九江、安庆三城的危害不在于丢失了广大的粮饷供应地，而在于丢失了生命线———长江运输线。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东图江、浙，其版图不可谓不大，其粮饷不可谓不丰，但靠“肩挑担运”来解决天京的粮草供给，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后，天京太平军终被湘军围困。

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更是对清朝的政况倍加关注，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才得知咸丰帝驾崩的。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 “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帝所立赞襄政务的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高度警觉起来。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 “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

更让曾国藩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任命，其中写道:

命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是在警告自己，清廷认为他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曾国藩的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不仅使他进一步摸清了清廷的意图，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廷心甘情愿、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

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压制，自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表示完全信任，而且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最高统治者对军政大权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经历一个较长的痛苦思虑过程，而一旦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行动会变得惊人的勇敢。其实这只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这种对于地方官员先是特权不予后又滥施滥予，是中央集权下君主专制统治的必然行为模式，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意味着王朝的统治将进入坟墓，只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和动态后，确定了自己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当时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警告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尽快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令曾国藩担忧的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

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维护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他的个人权威，他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他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而有远见的安排，这些都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善于把握天下大势，使曾国藩有了异于常人的远见和胆识。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成大事的条件之一就是顺势而行。因为人的一生时刻处在选择当中，而每种不同的选择都对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不同的影响，有时甚至迈出一小步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更好地驾驭人生，必须把握那些足以决定社会发展潮流和天下大势的事物的状态和方向，才能正确地决断自己的进退隐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