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以身作则,来影响官兵。以训导为主,以规章为辅,让士卒心甘情愿接受教化。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对著名学者俞樾说: “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这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他的勃勃雄心,即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勋名。也可以说,他不仅要做事业的领袖,而且要做精神领袖,他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而名垂青史。
曾国藩是传统儒家理学的传人,他严格地按照儒家道德理论要求自己,认为“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要求自己做到“勤”、“诫”等儒家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为了使得湘军能够在整体上、从根本上有所提高,在组建湘军之后,他在这些方面更是严于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以求通过自身的道德素质修养的影响和熏陶使之成为湘军特有的风气。
曾国藩之所以组建湘军,其最基本的出发点,还是心存忠义之心,有着浓郁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为了使得湘军从本质上提高战斗力,他十分注意士卒忠义和血性思想的修炼。曾国藩经常亲自下校场,在检验军卒演练阵法和武艺的时候,他都会情绪激扬地向湘军的全体将士训话,希望通过时间推移来潜移默化,而使得他们思想之中形成一种忠义的思想。通过琅琅上口的歌曲形式,就像是潺潺的溪水滋润田畴一样,这些教诲让湘军水师的士卒在不知不觉之中牢牢地记住营规,明白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干,哪些事情不能干,从小事上面着手,注意战前准备,养成一种习惯,再由习惯养成自身优良的品质,从而形成湘军独特的风气。
纵观曾国藩对湘军整体素质的建设,所采用的一些策略和手段无不是从本质出发,让士卒从约束和强迫的“被动”状态转变为“自觉”、“主动”,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自发地去做。正如曾国藩所说: “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练打仗专尚严明,须临阵之际,兵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要敦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感动。”
实际上,曾国藩是把血亲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制度融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家法结为一体,建立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关系,以减少内部冲突和摩擦,增强向心凝聚力,使得士卒乐于尊敬长官,服从长官,自觉维护长官。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要想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在用制度来规范每个成员的同时,还应从思想及行动上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进行影响,使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心悦诚服地凝聚在领导核心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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