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条理，必有章法

曾国藩箴言：无论做什么事情，总得有个章法才好。

曾国藩和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曾国藩问李鸿章: “你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何章法?”李鸿章答: “没有什么章法，就是一味地捣糨糊。”曾问: “何谓捣糨糊?”李答: “看着事情办，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胡赖一气。”曾国藩沉吟道: “那怎么行呢?总得有个章法才好。”

曾国藩一生办事，就最讲章法。他从细微处做起，总结出成功人生应谨守的原则:凡多偏听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也有条不紊，章章有法。他认为要打败强敌，器械十分重要，如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以生铁为原料，改为以熟铁为原料，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极大。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讲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以后陆续采购才大有增加，成为湘军水师的主要利器。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 “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绝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最重要的道理。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会被对方看出来了。因此，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进攻，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他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 “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等人的高明，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有效意见。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幸亏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可谓“诤”，既适度又很有章法。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才能为政不败。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假如事情违背了情理，就应当改变过来。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

然而，自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到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是当时人们非常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 “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 “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此举，实在是深知为政之体的表现，也是一种有章法可循、不逾情理的事情。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工作需要章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把事情做得有节奏，有条理，避免拖延。人们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琐碎的小事做了一大堆，等到要做重要的事时，已经没有时间了。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如果同时有几件事都很紧急，先做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核心重要的。考虑事情重要程度或优先顺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一下，看看不做或不能按时做好哪件事的后果更严重些，后果严重者显然要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