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见证遗传学成长

风雨中见证遗传学成长——薛京伦教授访谈录

作为复旦大学足球队队员时的球场合影（中间为本人）

薛京伦，男，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1979～1982年为美国Roswell Park肿瘤研究所访问学者，1982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医学遗传学研究工作。曾任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先后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出版《体细胞和分子遗传学》、《医学分子遗传学》、《基因治疗——基础与临床》、《遗传学手册》（翻译）、《遗传毒理学》等5本专著。

我在解放以前就听说过复旦，那时复旦虽是国立大学，但名声并不响。解放后，国家开始重视复旦大学的建设，1952年院系调整是复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经过院系调整后，复旦被国家列为重点大学，之后一步步地建立起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可以说，我亲历了复旦成长的全过程。我是1952年报考大学的，当时第一志愿是交大，最终我考入了复旦数学系。1955年我又转到了生物系，我自认为动手能力较强，觉得生物更适合我。

当初的复旦，只有几幢楼，包括相辉堂、保健科、数学系、经院大楼等都集中在现在西边的一块地方。而我们的4幢学生宿舍是在东面，中间隔的都是农田。我还记得在第一教学楼前有座非常窄的小桥，叫“红庙桥”。那个时候，上完课后大家要赶着去食堂吃饭，那座桥上就会交通堵塞，都是人，真可谓是“万人争过独木桥”！当时我们读大学都是公费，每月的伙食费是12畅5元，伙食非常好，但浪费也很多。

国内那时的生物研究都是个体水平、细胞水平、染色体水平的。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使得遗传学能真正抬起头来。当时国内所有的遗传学都是学习前苏联米丘林的那套“遗传学”，这其中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而摩尔根遗传学则被认为是欧美资产阶级的产物，在解放初期，我们国家是不能开展这方面教学的。自从毛主席提出这个口号后，学术界在青岛召开了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的确开始“百家争鸣”了。从那以后，毛主席就非常支持谈家桢先生在中国把遗传学研究建立起来。谈先生在当时能继续坚持摩尔根遗传学，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这批老先生，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可能要晚好多年。

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开始学习遗传学。我记得那个时候，图书馆的教材上面都还盖着“反动书籍”的印章，但是，能够从图书馆里解冻出来给我们学习，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外的遗传学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而我们用的教材却还是解放以前的。所以我托在国外的亲戚帮我买遗传学的教材，然后给我的老师，让他用最新最好的教材来教我们。刘祖洞先生就是给我们上《遗传学》课的，刘先生是非常耿直的人，如果有人和他争论摩尔根遗传学，他会跟你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对真理的坚持潜移默化了我们。当时我们本科生教育，都是由非常著名的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比如谈先生给我们上过《生物学引论》，盛祖嘉先生给我们上过《微生物遗传学》，王开基先生给我们上过《植物学》，他们的教学方法都非常好。缺书是个问题，所以一有国外进来的原版书，我们师生就拼命地啃，夜自修时同学轮流阅读。

因为这门课程在全国是第一次的，我们遗传学专业在全国也是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当时很多学校响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都要开设遗传学这门课程，有许多来自各地的进修教师来听刘祖洞先生的课。很多老师接受的是米丘林遗传学，也都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对摩尔根遗传学却知之甚少，所以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会在课上经常提出质疑，大家自由地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就能以辩证的眼光更全面地接受摩尔根学说，这对我们确实是大有帮助的。当时国家也有规定，开设摩尔根遗传学的同时必须开设米丘林学说。但我们上摩尔根遗传学的课程时，都是百分之百集中精力；而当我们上米丘林学说时，很多人就开始开小差了。有很多争论的问题都是在摩尔根遗传学课程上展开的。这种经历对于当时正处于大学阶段的我，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上有很大的影响。

我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我们国家当时刚刚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从医学遗传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那时起步，却是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们曾经一直以为人的染色体是48条，一直到1960年，才确定人的染色体是46条。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学科研才开始。遗传学从人的个体性状的研究，到细胞水平的研究，再到染色体水平的研究，我们基本上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一起前进的，我是1960年毕业的。在1957年到1960年这个阶段，我们接受摩尔根遗传学的知识并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践。1960年后，国际上遗传学的发展特别快，而国内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然后是“四清”，之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事件把国内的遗传学发展和国际的水平进一步拉开了。当时的“读书无用论”、“唯成分论”和很多政治运动，把我们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了。

我国遗传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像谈先生、刘先生、盛先生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是顶着风风雨雨过来的。如果不是谈先生坚持真理，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国内摩尔根学说就翻不了身。记得1960年我们写毕业论文是用猴子做实验研究辐射遗传的效应，因为我们是第一届遗传学的毕业生，谈先生非常重视我们这批学生，亲自和我们一起去捉猴子做实验。当时我们的毕业论文要发表了，谈先生和我们讨论关于作者顺序的排列，当时我建议名字的安排上应该把谈先生放在第一位，而我们3位学生放在最后、以姓氏笔画排名。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正确，虽然我是论文的主要完成者之一，但是那篇文章也是谈先生在解放后第一篇遗传学研究论文。我认为我们遗传学要打翻身仗，谈先生是鼻祖，他应该作为第一作者。

1960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东北。但是谈先生之前就和党总支讲，要把我和另外一名同学留校，开展遗传学研究。但是恰巧当时谈先生去广州参加“神仙会议”（全国的科学家到那里去畅所欲言），我们也在这个时候被分配走了，他回来后非常生气。我被分配到东北的“毛皮兽研究所”，专门研究紫貂的繁殖（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党委书记当时来接我们，对于我们的出身，他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你们两个就应该分配到这里来锻炼！”后来我在东北当了一年半的饲养员，饲养梅花鹿、紫貂和狐狸。那时因为我没有别的专业书看，我就坚持学习英文，那也得找个僻静的地方。而在那一年半的时间，谈先生就一直去高教部，要把我们调回复旦大学成立的遗传所。最终一纸调令，我们又回到了复旦大学。我们这一届共有12个学生，分配的方向均不理想，有的分配到湖南的养猪场，有的分配到条件非常艰苦的偏远地区。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名额与动物学专业作对调，因此我们的分配并不对口。有的人因为环境实在不好，没有服从分配，找不到工作，后来再也没涉足生物科学领域，这样的人有好几个，有的在大学时的成绩还相当不错。也可以说，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都带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

复旦遗传所是1961年建立的，当时全国就两个遗传学的研究所，另一个是中科院遗传所。复旦遗传所当时有5个室：人类和医学遗传、微生物、植物、进化、遗传工程。每个室除了教学外，更多的是搞科研。起先遗传所还是以细胞水平、染色体的研究为主，再后来就做进化和发育及分子水平，到现在又逐步地进行多学科融合的系统生物学。整个遗传所的科研是紧跟随时代潮流的。

由于当时复旦的政治环境比较“左”，有人说复旦是一个“左”得可爱的学校。而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唯成分论”的时代，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了。杨福家校长十分支持我们，曾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会支持我，后来我们得知，他当时回答说：“如果你也能做出像他这样的成就，我也会支持你的。”我现在还能在工作岗位上，我认为这是杨校长为我打下的基础。也是在他作为校长的那段时间，我们获得了国家发明奖（1997年），这是我们学院到目前所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奖，也是我们学校在过了好多年后才又获得的国家奖。实际上复旦每一任的校领导都非常支持我们的课题组。

到了1978年，我们再重新开始恢复研究工作，要赶上国际水平，已经相当吃力的了。当时国家一方面派人出国学习，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外的学者来国内进行国际交流。对于遗传学，谈先生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在1979年专门请了一位美国的教授来给我们讲学基因工程。因为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后，直到1973年才知道如何操作基因。而这段时间，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政治运动，使得国内的遗传学在这个时期是一片空白，相当的落后。而这位教授来复旦之后，办了一个关于基因工程的培训班。当时不单单是上海的高校，全国很多学校都有人来参加这个培训班，这大大推动了国内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但是进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并不像进行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单单几台显微镜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很多像限制性内切酶、同位素等等的材料和设备，而这一系列的材料和设备恰恰是当时国内最缺的。所以，像我们这些早期出国的学生，每每回来时，箱子里面都装了满满的Eppendorf管（微量一次性试管）。谈先生当时出国回来时，他在机场还拖了几箱Eppendorf管呢，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像同位素之类的药品，国内都还不出售。我们不得不向国外订购，然后每一个月国外的药品就到货一次，有时不得已，我们还要自己骑车去机场拿。甚至，做PCR实验也是在3只不同温度的水浴锅中守着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遗传学才逐步地发展起来。

1979年7月，在谈先生的推荐下，我被自费公派到美国（拿国外的工资由国家公派），做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出去的。当时中国到美国没有直航，我们先飞到阿联酋，再飞到华盛顿，然后在华盛顿给我们“洗脑子”，强调纪律、保密等问题。我是全国第九批公派留学生，也是复旦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之一，临走时，谈先生特地叮嘱我：“你出去我是很放心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回来啊。”在国外3年，诱惑的确是挺大的，但后来不到3年我就回来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人都在美国，美国方面坚持要留我，他们对我说：“既然你一家三口都在美国，绿卡办好你们就定居下来吧。”可是我归心似箭，1982年就回来了。

这段留学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首先是语言关，我本来在教会学校念中学，教师是外国人，教材是英文的，因而我自认为我的英语口语应该没有问题。但一到国外我连电话都不敢接，怕对方讲得太快听不懂。后来我刚回国，就经历了一次考验，有位外宾来复旦讲遗传学课要我做他的翻译，总算没有出太大的洋相。另外在我出国前，学校师资科的老师对我说：“你出国后的生活费是非常充裕的，但不要留钱等回国买‘八大件’上，而是应该把钱花在结交朋友上，因为将来就要靠你们这批人和国外联系了。”这点对我的启发很大。起初我不知道美国人习惯在午餐时闲聊工作等，别人邀请我去cafeteria，我说我自带午饭了，于是那人以后就再也不来找我了，这样我就断了一个朋友的线。后来我知道了他们的这种习惯后，甚至主动去邀请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回国后，许多外国朋友也愿意来中国，这对于国内遗传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6年，几位科学家提出了“863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基因治疗。那时候，国外基因治疗研究也才开始。我和3位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跃进楼的实验室里足足讨论了三天三夜，根据现实国情和技术条件，我们最终确定了“血友病B基因治疗”作为我们最可行的研究方向。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做出离体细胞的结果，又做了动物实验，最后申请并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终于在1991年上了临床，成为了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基因治疗。因此，国际上就把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我的名字以及血友病B载入了史册。从1986年立题以来，我一直得到“863计划”的经费支持，使得我能很安心地进行研究工作。国外有人评价说：“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出像血友病B基因治疗这样一流的工作。”这里我要告诫年轻人：一旦看准了一个方向，就要坚韧不拔地走下去，不能被身边的种种诱惑所迷惑。此外，在学习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我认为“A knowledgeable people is not equal to a scientist”，我们更需要的是科学家。

我曾拒绝了一些大企业对我研究的资助，这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我的研究不缺经费；再者我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国家，我不能和这些公司有来往；另外我也知道他们大都非常急功近利，会干涉我研究的自由。有一家国外著名的大药厂曾找过我，他们对我说：“你的基因治疗，一针下去半年甚至一年有效太长了，最好是3个月有效。”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病人多花一倍甚至几倍的钱来治病。我听了就很不是滋味，我们搞科学的怎么能这样惟利是图呢？我最好一针下去能够解决一年、两年、三年，甚至病人一生的问题——这才是我努力的方向呀！他们却说3个月足够了。所以说搞科学的人和做生意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生最成功的选择是选择遗传学。我觉得自己生逢其时，我正好在遗传学发展的当口，随着遗传学的发展，逐步成长起来。遗传学不像物理、化学那样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和系统化，而处在一个发展势头很强的风尖浪口。比如说分子生物学，1953年就发现了双螺旋结构，而直到1973年才研究出基因重组。我们先接触了遗传学的概念，又接触了技术，这样我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这也是一种运气。其实我接触的始终是最前沿的，我业务的发展是随着遗传学的成长而发展的，努力和机遇两者不可缺一。

现在的复旦和当时我读大学时的复旦相比，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本科生的质量非常高，现在想考进复旦遗传学系是非常难的。但学风上的发展，我觉得不是很理想，现在社会上的引诱太多了，每个学生都应该把握好自己。在我整个教学过程中，我接触的研究生比较多。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首先，我不把学生当劳动力；第二，我把我的学生当我的孩子一样培养；第三，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我不是进行流水操作的训练，而是对他们进行全过程的训练。因为如果我们把学生分组后，各自负责其中一块，就没达到很好的完整性的研究生训练。全过程的训练虽然很累、进展很慢，但是对于他们建立宏观的概念和知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外的研究生培养比较注重整体的知识框架，而不是单单局限于专业知识的积累，一旦有新的方向分支产生，这些年轻人就能很快地转过去。这对于一个人的最终成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能做的，是在我的这个知识领域内，尽我所能，给研究生一个宏观整体的概念。最后我想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宽容和谐的政治氛围、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努力奋发的战斗精神，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合力，一流大学的曙光就一定会在我们眼前冉冉升起。

（采访整理：李婷、张舒、张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