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平凡的七十年

回忆我平凡的七十年——顾杏元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顾杏元，男，1928年生。1952年江苏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医科大学（原上海第一医学院）从事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学研究工作。

曾任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主任、卫生系副主任、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室及医学人口研究室主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中华社会医学会主任委员及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副会长等。

我出生于江苏宜兴，今年已经77岁了。作为20世纪20、30年代出生、为社会工作了近50年的一代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从北伐战争到国民政府成立，从五次“围剿”到西安事变，从抗日战争、三年内战到新中国成立，我都经历了。近50年来，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到60年代的经济困难，再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也经历了。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20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仅与颜福庆、金宝善、陈志潜、许世谨、苏德隆等老一辈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创业者；与新中国出生、成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过程及经历。作为这一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一员，我的一生，都与医学、公共卫生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是无意中考进江苏医学院的，并就此读了6年的医学专业。同年毕业的49人中，我是公共卫生学专业两名毕业生之一。由于历史问题，在政治上发展受影响，我就定下了“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的努力方向。而具体做什么呢？学医，做医生，给病人看病，这是人之常情，医学生也都这样想。内科还是外科，由各人选择，但很少有人会想去搞公共卫生。读书时我也对公共卫生印象不深，但1950年在解放军中从事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主要用酒石酸锑钾，此药毒性很大，病人常因副作用而死亡。在血防工作中，我获得了一些知识，认识到血吸虫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对这个病来讲，预防比治疗更重要。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确定了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是中国第一次将“预防为主”作为国家的卫生方针。1951年4月，卫生部与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发展卫生教育与培养卫生人员的决定”，对医学人才培养试行分科重点教育，我选择了公共卫生。从此，就开始了近50年的公共卫生生涯。

我首先介绍一下预防医学的来历，预防医学是搞什么的。医学的目的，一个就是要让人健康地成长、生活；另外一个就是避免人从亚健康进入病伤；还有就是康复的问题。根据这个，医学就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预防医学，保护人的健康成长、健康长寿，最后很好地死去，优生优死；还有一个就是临床医学，什么病什么症状，怎么恢复健康，是临床医学的任务。所以医学中，预防医学是最基本的，现在也越来越受重视。我早期是搞卫生统计的，对上海人做了寿命统计。从生物学的方面来看，生物的寿命会越来越长。以前人的平均寿命三四十岁，但现在上海人的平均寿命呢，男性78岁，女性80岁，据报道还活着的也有100多岁的，长寿的人越来越多。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第一个就是心血管病，第二个就是肿瘤，还有其他。其实这些都可以预防的，包括营养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除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以外，现在还多了一个卫生管理，包括卫生经济学，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很多穷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特别是很多农民，这涉及卫生公平问题。

第二，就是讲一下预防医学的历史。我有段时间搞过医学史。中国预防医学的历史从1910年开始，起源于东北部。1912年成立了一个东三省防疫处，请了一个医生叫伍连德，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由他来主持东北鼠疫的防疫工作。后来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他当处长。30年代在苏区组织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1937年中华公共卫生学会成立，首任会长就是伍连德。50年代开始组建卫生系，后来成立了防疫站。1983年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87年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会。现在预防医学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在非典以后。

第三，讲一下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历史很悠久了。20世纪初广州开始有医学学校，当时都是以教会学校为主的。上海医学院是颜福庆创办的，他毕业后当过矿医，后来办了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再到后来协和请他当副院长。但是他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医学院，所以他就离开了协和，来到上海。1927年，创建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校址在吴淞，第二年改为江苏大学医学院，同年8月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来被日本人炸掉了就搬到现在华山医院的所在地，再通过募捐迁到现在的枫林桥校址，1936年才建好。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搬到云南昆明、重庆歌乐山。抗战结束后搬回上海。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时改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来成为全国重点建设大学，当时称“北协和、南上医”。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与复旦大学合并。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共卫生学院。创始人颜福庆先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预防医学，从事矿医的经历让他体会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他在1928年就建立了公共卫生科，并兼任主任，还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1932年建立了高桥卫生模范区。他一直选最优秀的学生从事公共卫生。

我在1952年毕业后来到了卫生行政学科。当时我的主任陈海峰让我到嵩山区（现已并为卢湾区）当卫生科长的秘书。他认为，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里，很少接触社会，因此缺乏社会实践与知识。他要我去参加一段时间的城乡基层卫生工作，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这一年多的实践是我第一次参加基层卫生工作，使我了解了我国城乡基层卫生情况，学习了基层卫生工作，收获很大，为自己今后的教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可谓是“基层一年半，受惠终身”。

1955年，公共卫生系改为公共卫生学院。“文革”时期停止了教学，我们到江苏启东县，发现那里的肝癌很严重。于是我们开始了调查，当时发现一个死一个，送来上海也没有办法治。197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这个病情，并一直搞了六七年，研究哪些地方高发，哪些地方低发，为什么低发。后来我们搞全国肿瘤死亡调查，进行肿瘤防治。

我是医学专业毕业的，虽然学过一点公共卫生，但从未学过卫生统计。到了上医后，卫生行政、保健组织及卫生统计都是先学再教、边学边教的。每次讲课前，我先看书学习，记笔记，写详细的教学提纲，自己未学懂的东西，学生是肯定听不懂的。就这样，我从平均数、标准差、显著性检验，到相关回归、方差分析、半数致死量，逐步学会了基本的医学统计方法。1959年，还在中华医学会对上海在职医务人员系统讲过医学统计学。说到统计，真的很重要，在那个时候，经过统计，知道了上海人的平均寿命从四十几岁增加到六十几岁。在统计教学方面，根据对象的专业需要，我讲过医学统计、肿瘤统计、医院统计、妇幼保健统计、疫情统计及生长发育统计等。这是科学地进行卫生决策及卫生管理，提高卫生服务效率及效益的基础。

说到计划生育，我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推行。我从60年代初就介入了当时城市计划生育的策略研究，做了不少城市生育调查，还根据不同的生育水平预测了上海人口的发展趋势，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城市计划生育的合理水平及策略，供国家计划生育办公室进行决策参考。国务院计划生育的一个组长问我应该怎么样计划生育才合理，我回去研究后，根据上海市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了一对夫妇应该生两个孩子。70年代以后国家觉得还是高，于是再进行人口调查、预测，并开会讨论生一个好还是生两个好。可以说，我为我国的计划生育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也因此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中国人口学会的表彰。

1978年我应邀去卫生部参加《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写会议。会议内容是为其编写一个分册，反映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现状，总结我国建国30年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大多数人同意用“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这一名称，会议还建议，在医学院中成立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教研组或研究室。此后，这一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争取将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列入研究生教学系列，我曾专门去教育部，向有关领导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与现状。由此，上海一医先后在1985年及1995年开始，在国内首先招收社会医学及卫生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高等学校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将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更应该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发展科学。我是宜兴人，语言学习能力又差，普通话讲得不好，讲课时乡音很重，但是，讲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关键是我几十年来注意教学与科研并重，能通过科学研究，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讲给同学听，教学内容也能联系实际，教得比较活。我很少用同样的教学提纲讲两遍课，因此，比较受同学欢迎。

医学研究就对象及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基础医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及公共卫生研究。基础医学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进行，属于实验研究；临床医学研究以病人为对象，结合临床进行；公共卫生研究主要是调查研究，它以社会人群为对象，通过社会卫生调查，了解社会卫生状况及其变动、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索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改进社会卫生状况、保护与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策略与措施。因此，我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主要是针对社会人群中存在的卫生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收集事实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进而提出改善社会卫生状况的策略与措施。这是我几十年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我一向是从社会实践中选题目，而不是从文献中选题目。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特别是热点问题或难点问题，我就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我的研究题目比较广，有结核病、血吸虫病、肝癌与肺癌防治，有我国城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死因及寿命，有我国城乡人口的计划生育及生殖卫生服务，有城乡基层卫生组织及卫生服务。最后，我重点研究了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均是当时社会需要研究解决的重点卫生问题。我研究的题目也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只要社会需要，我就研究。例如，80年代开始，上海医疗费用迅速增长，病人因此看不起病，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也开始下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就从研究医疗费用及其上升原因开始，进而研究医生的行为及医疗机构的经营机制，最后研究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这就涉及卫生经济、卫生管理，甚至卫生政策了。1987年，卫生部还委托我在上海医大成立了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室，作为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单位，来研究中国卫生政策及管理问题。我们的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90年代美国及加拿大还分别拨款42万美元及28万加元，资助我们专门研究中国贫困农村的医疗保障问题。从社会实践中找研究题目，深入实际，调查社会中存在什么公共卫生问题、情况怎样、问题在哪里、什么原因、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基本研究思路，也是我自定在研究中要回答的几个基本问题。我的想法是科研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一定要从社会实际中选题目，要结合社会实际进行调研，最终解决实际的社会卫生问题。

我研究过的题目不少，涉及的面也比较广，但是重点是中国农村卫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农村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卫生也如此。毛泽东有一句名言：“离开几亿中国农民，所谓国民卫生岂不大半成了空话？”，我完全同意。我一贯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重点研究农村卫生，研究几亿中国农民的保健问题，应该是自己的职责。因此，在几十年中，我用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农村卫生，参加农村卫生教学。

50年来我总结了两条人生体会。一条是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我觉得要努力做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一切，在一个人死前回顾一生，应该做的都做了，那就对了；另一条就是我50年来做的工作、成就，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不断的努力奋斗，我是农村来的，能够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样一个高等学府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很珍惜自己的机会。

（采访整理：刘星、刘丹、左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