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比才更重要

德比才更重要——郑成法教授访谈录

1984年在斯坦福大学化学楼前本人与导师R．N．Zare教授的合影

郑成法，男，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1958年参与筹建原子能系（后改称核科学系，又称物理二系），1989～1997年，任系主任。1983～1984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1993～1994年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该系退休教授、督导。

我第一次听说复旦，是高中临毕业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需要大量的理工方面人才，我想考理科，而复旦是上海唯一有理科的大学。解放前，国立大学不多，很多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像圣约翰、同济和震旦等。但国立交大教学质量要超过它们，有“北清华、南交大”之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收回办学主权，并撤销教会大学。学习前苏联模式，把文理放在一起，有十余所大学如浙江大学、交大等的有些系科并入，复旦成为了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当时我们的化学系是比较强的，主要的老师都来自浙江大学、交大等名校。解放前，浙大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化学、化工都很强。复旦经过院系调整，1954年调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杨西光任党委书记，1957年后他任市领导后仍兼党委书记。1955年上海交大主要系科迁往西安后，复旦一直受上海重点扶植。1960年为全国十二所重点大学之一，综合性大学仅有北大和复旦。经过几代师生的努力，复旦成为了全国重点之重。

刚进复旦时，校园只有大草坪周围几座教学楼，化学系是在600号一幢二层半的楼房内，我们做实验在简陋的平房内。1955年住进新建的宿舍，是8至10人一间。在宿舍和校园区之间，即现在的物理楼这一片还是坟区，每晚都要通过坟区去自修的。1956年后建了物理楼、化学楼、生物楼、图书馆和教学楼等，使复旦初具规模。近20年来，校区已扩大10倍，与那时相比更是非同日可语。20世纪50年代，教学设备相当贫乏，1956年化学系进口了一台东德的棱镜红外光谱仪，是全系最大的设备。现在我们的教学和科研设备可与国外著名大学相媲美。国家在教育上的大量投入，为我们学生创造了优良的教学环境。

从中学到大学有一个适应过程，我原先所在的南洋模范中学的老师很好，有的是交大教师来兼任的。进复旦后感觉大学与中学有很大差别，中学老师以传授知识为主，大学老师偏重于培养学生的能力、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听有的大学老师讲课，感觉不一样，他们能够把教材中的难点用自己理解贯通后的语言来表达，能教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举一反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系主任吴征铠教授讲课时的一句话：“不要想听一遍就学会，我也学了几遍。”要我们掌握知识必须通过自己艰苦的劳动，要学会读书，一本厚书读成薄书才行，即掌握其要领。

那时复旦是不分专业的，到四年级分专门化，化学专业分无机、分析、有机、物理化学4个专门化。当时化学系招的学生比较多，1953年是180人，1954年就是280人了，老师很缺。我和14位同学在1956年提前毕业任教，相当于只学了3年，只好再一边上课，一边学习。当时政治运动也比较多，如“镇反”、“反右”等，我还是党员，担任过班级和团委干部。大学时同学们关系都还可以，学习中互相讨论、互相帮助。虽然社会工作会影响一定的学习时间，但对我今后的组织能力的锻炼、团队精神的树立等很有帮助。

1956年国家制订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并号召向科学进军。此后，复旦逐步开设了不少新专业。1958年为了抵制核大国的核讹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1958年4月，我和两位同事在北京参加原子能方面3个月培训班，结业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专门谈到原子弹的问题，由于前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只能自力更生自己搞，号召各高校培养这方面人才。向校党委汇报后，决定调化学系主任吴征铠、物理系一级教授卢鹤绂及一批青年教师成立原子能系，设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开始阶段以科研为主，放化专业全体从事研究原子弹制造关键之一的铀同位素分离课题。铀有3个同位素：U－234、U－235和U－238，但能用于原子弹燃料的只有含量为千分之七的U－235，它们性质相似，要将它分离出来是极困难的。当时只有美、苏掌握，这是绝密技术，无资料可参考。那时我们绝大多数是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分成几大组对各种可能用的方法进行探索。后来为了培养学生，很多教师要搞教学，就集中部分人力在最有希望的气体扩散法上，主攻其关键材料——分离膜的制造和测试技术。当时虽然知识少、设备差，但自信心强，确有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雄心。那时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是在12点以后才睡，食堂还提供免费夜宵，全校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景象。由于我们取得了一些突破，1960年系主任吴征铠教授调至二机部主管全国的有关工作。1961年国家为了加速原子弹研制进度，将有关研究铀同位素分离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进行攻关会战，我系有20余人参加。1964年初终于攻克难题，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作出了贡献。由于核物理、力学、化学、工程技术多学科同时全面协同作战，只用了4年多时间，在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美国用了6年，并且还聚集了许多国际知名的教授。这都是大家不计个人名利，团结一致，互相协作的成果。我们系的学生很不错的，毕业时统一分配，很多都分到了西部，因为我们国家核工业基地都在西部，如甘肃、新疆。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大家都很高兴，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现在有不少学生担任着国防和核工业的领导工作和科技骨干，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国家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环境专业，当时上海还没有环保局，只有在城建局设有一个三废治理领导小组。70年代中，上海希望在复旦设立联合研究所，学校也曾想组建环境科学系，可惜均未成功。80年代初，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上海市成立了环保局，北大、清华相继成立了与环境相关的专业。到了1985年，物理二系由于专业和毕业分配等一些问题，报考第一志愿的很少，当时曾申请将放化专业改建为环境化学专业，核工业部和国家教委考虑核专业的设点没有批准，只同意拓宽专业为“应用化学”和“应用物理”两个专业。直至1995年下半年，学校考虑以大专业招生，拟撤销物理二系，决定由我负责筹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陈立民老师刚从日本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回来，参加筹建。到了1996年，正式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陈立民任系主任。明年就是我系建系10周年了，我们系虽然起步晚，但起点还是比较高的，环境科学已有博士点、硕士点，环境工程也有了硕士点。

科研方向，很多学校以水污染治理为主，研究大气的比较少，我们偏重于研究大气化学方面，庄国顺、陈建民、陈立民、侯惠奇4位博士生导师都是搞大气的，实力较强，已申请到国家基金的重点项目，争取搞一个大气化学的重点实验室。另两位博士生导师，王祥荣教授的城市生态和戴星翼教授的环境经济和管理方面也很有特色，还有环境工程方面有一个863项目。

我读大学时基本不花一分钱，学费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所以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心只想读好书，报效国家。现在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竭尽全力，好不容易考上复旦，但学习上有些松。去年，我曾去听了一次高数课，我们系和力学系一起上的。110多人，来上课的学生还不到90个，还有十几个迟到和瞌睡的。我后来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睡得很晚，在上网。第一次高数测验就有很多不及格。不少同学认为外语、计算机技术有用，对其他课并不重视。其实，这些基础课不仅教你基本的知识，也训练思维方法和能力。你们新一代有很多优点，比如计算机能力、外语水平都比我们要强，社会活动能力也很强。但没有很好的基本知识、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很难自主创新。我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虽很大，实际上我们得利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自主创新少。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某些前沿领域搞些支柱产业。自主创新不那么容易，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国家要投入，像国外的大企业也有很大的投入。我们现在的大企业已具有实力，比如宝钢，年产值3 000亿元，按国家规定应有13%投入科研，但是科研费用不投入，只想搞立即生效的项目。现在这个时代大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得多，但很多精英去了国外，其实他们在国内也能干好，但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给他们搞科研。我们国家的人才并不少，精英也不少，不要以为从国外回来的才是精英！如果这些人才能用好，完全有可能自主创新。我觉得读理科的学生，一定要有创新观念，兴趣应该宽一些、广一点。

我们要求学生“德才兼备”，其实德比才更重要些。以后出去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定要讲诚信，物理二系有一个学生，他冒名自写出国推荐信，其实他学习成绩优良，请老师写是不成问题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竟说外面假冒伪劣的多啦！这是什么逻辑！经过教育，还是认识了错误，然而这种事很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当初搞原子弹时，国家也集中了一批专家，但他们大多没学过核专业，但国家需要就干，他们的适应能力强，短时间就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并能带领一批青年完成特大项目。我们重点大学应该要培养大批的这类创新型人才。现在的信息量很大，知识更新快，如何适应发展，要好好珍惜在本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机会，不要辜负国家和老师的期望！

（采访整理：武文聪、张云、姚远、庄雯洁、朱晶晶、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