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什么很重要

在大学里，什么很重要——施伯乐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施伯乐，男，1936年2月生。1953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1956年转入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复旦大学数学系工作。现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上海（国际）数据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1990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计算机转报系统”1985年获国家进步二等奖，“上海图书馆新馆管理系统”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从1988年到2000年，有关数据库的研究共获8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结合科研，共撰写了近10部著作，近百篇论文。

我初中是在浙江读的，那时刚刚解放，和现在不太一样，很多人都不希望考大学，而是希望考个中专，这样好早点工作。我初中毕业时生了一场病，本来有个很好的五年制的大专可以去，读几年就可以进交大了，那个考分比苏州中学还要高。但我那场病从6月一直生到9月，以致没能去考，只好去考苏州市立第一中学，考进去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后来又病了，一直拖到11月份才入学。我1953年高中毕业，那时候很好玩，考大学的人少，招生名额却多。我那时学习成绩都没问题，又想在全国各地跑跑，所以考大学填的第一志愿是土木工程，这还嫌不够过瘾，第二填的是地质学，第三填的是航空，我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就是个子不够高，学校的推荐也没办法。后来我选择了数学，因为当时华罗庚先生刚刚回国，号召对数学有兴趣的人来学数学，我又对数学感兴趣，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当时我们上课都是老师讲，没有参考书，上的数学分析也比现在深，是一本前苏联的教材，而微积分教程更是当时苏联研究生才学的教材，内容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功课很紧，大概两个星期考一次试。我们对考试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老是在考试。我们当时读的书虽没现在那么多，但独立学习能力非常强。而现在的学生一学期只考一次，学得不太扎实，如果像我们当时一样每一块知识都学得很好，像打地基一样就好了。我们那时在复旦主要的事就是读书，一天3个单元：上午、下午和晚上，此外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一个礼拜一般读20个单元的书。我读书期间听过陈建功老师的课，他讲的内容每一句话都是定理，我们课后会花很多时间研究，有时候甚至3个单元的时间都会花下去。因为定理是对的，但需要证明为什么是对的。他的上课形成了一种风格，我们从来不担心考试，因为课前课后都已经搞得很明白了。

关于成绩的话，我们拿到5分会很开心，拿到良的话一个假期都会不高兴。我们那时所有考试都是口试，3位老师坐在那里，一个主讲，两个助教，一起提问，如果回答不上来，就只能得良了。我们数学系当时有120多个人，考场门口有个袋子用来抽签，然后去旁边准备一会。我有一次没有准备，因为先前我们考试考了3天，考完我就去玩了。老师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我不认真，结果给了我一个良，他们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个人认为锻炼很重要，我到大学后很少生病，最多感冒，现在60多岁身体还很好。我们的苏先生就每天在他房前的一块地上种菜。我们那时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锻炼时间，大家都去运动，排球、篮球、跑步什么都有，操场上都是人。我们那时身体素质都挺好，跑1 500米只要5分钟，100米跑也只要13秒多一点。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应该交替，运动就相当于休息。

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复旦派了5个人到北京读一个计算机的班，很多大学都派人去了，有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等。那时计算所所长是华罗庚先生，他对我们的考核很严格，比如一个极值问题，他会一直分解，分解到对等积数那么清楚，不是光求一个导数，而是推导下去、寻找原因，很多人最后都没有回答出来。我们复旦一共去了5个人，考下来前三名都是复旦的。那时苏步青先生作教务长，钱叶昌先生作系主任，他们说你们为复旦争了光。

我因为对程序设计不感兴趣，于是就选择了计算数学，其中有很多数学内容，有一些研究的性质，尽管比较繁琐，比如说误差的计算之类，不像数学那么清晰，只要证明存在性定理就行了，至于怎么解就不追究了。现在应用数学可能涉及到求近似解计算。这方面的确很繁琐，但对于当今计算机而言是最好的方法。我回来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那时候数学系教偏微分方程数的解：pacu，pacic，sece等等。我们十几个人用边界定理求解，在气象局用计算机做了一个项目。我比较喜欢计算数学，当时做了很多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后来1975年复旦成立计算机系，我就去了计算机系。当时复旦计算机系不搞程序设计，主要搞计算方法。早期美国已经有了机器，我们就自己搞了个机器，602、719、709的，内外存是8K，然后自己编译，也没有注解，外国人看也看不懂，说要加注解。我们的719编译器比当时外国的长度长一倍，速度提高了3倍。因为当时那个机器影响很大，所以就逐步往计算机方面转了。搞完编译后，苏先生希望我能够回到数学系，教蒙特卡罗方程课，但我不是很感兴趣，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计算机系。因为我对编译很感兴趣，后来也搞编程，但主要是应用方面的比较多。

我是1979年正式转到计算机系的，搞计算方法比较多，当时研究了一个偏微分方程对T的一个导数，下面是pacu、pacic、sece，旁边还有一个函数，我们证明了很多，最后证明出来了。但外国当时也在搞，结果我们比他们投稿晚了几天，他们就先发表了。科学就是这样的，先发表先算成果。后来我搞了nova机的编译，1978年、1979年开始招研究生，在复旦建立了数据库。又过了两年，开始看国外的期刊，了解国外的科技动态，知道了什么是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研究的是什么，发现在研究方面与国外整整相差了15年。于是开始看国外的书，学习那些新的东西，学生在看的东西，老师也要看。

复旦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个研讨班，数学系有这样的传统。发给学生十几篇论文，回去准备，然后来作报告，学生做老师，老师做学生，在下面听，有时还提问。我们那时特别注意把论文看得特别熟，把论文理解得很清楚，前因后果、具体问题在哪里等等。原来复旦没有研究生，就在大四学生中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坐在下面听，像苏步青先生等等。这对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促进。论文我一般看3遍，第一遍是看懂，第二遍是看前后有哪些知识的联系，第三遍几乎就很熟悉了，差不多可以背出来了，连页数也记得很清楚。

我希望现在的学生先读好一本书，读好了一本书再看其他的书，把自己的书读得很透，再看别的书就会思路很清晰，能够比较出不同。这是我个人的学习方法。像北大的学生非常勤奋，他们每个礼拜读21个单元，不休息，而我们复旦的学生一周读20个单元，还有一个单元出去玩，但学得也不比他们差。我读书的时候考偏微分方程，教这门课的教授非常好，他说我出11道大题，你们回去准备，然后他来提问。问的都能回答出来的给5分，有一些问题不能回答的4分，再不行只能给3分了。我当时抽到的题目恰好是老师上课讲错的一道题，那位老师讲的内容我都知道，所以当那个老师问我：“你知道这个题目原本有些问题吗？”我很自信地回答了而且改正了这个题目，于是那位老师当场就给了我5分。

复旦计算机系成立之后，王零老师做第一任系主任。1978年，学校让我去北京听了一年多的课，然后回来招研究生。复旦最早的一届研究生是1978年进校，1981年毕业的，也有一些77届的很优秀的人考过来。我当时改数学卷子，其中有一个学生叫李若德，他很聪明，数学考了第一名，后来转到管理学院去了，现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我觉得自己在本科打下的数学功底很重要，因为数学总是要问个为什么，1＋1＝2也要证明，数学好的方面在于严谨、逻辑性强。读研究生阶段，写论文的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读了很多书，对自身有促进作用。在复旦这个大环境，同学的水平都很高，学习就会有压力，迫使自己深入钻研下去，这就容易提高。还有就是个人的努力了，我跟所有考入计算机系的同学说，天赋1%、努力99%，就一定能学好，但是极有天赋的人很少。此外，还要有兴趣，兴趣非常重要。

我担任计算机系系主任已经有11年了，我觉得一个系不可能样样都比人家强，这是不现实的，但必须在几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你跟别人谈数据库，别人觉得你说的话有分量。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个系只要在两三个或是三四个方向在国内有一定的地位和独到的见解就可以了。国家863项目，我们每年要承担6个。复旦人比较踏实认真，又很坦率，所以别人都愿意把项目交给复旦。我们在上海得了8个二等奖，2个一等奖，还有1个国家二等奖。这是大家一起努力工作的结果，并不是个人单独可以做的。

对我们复旦的本科生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大家就是要从基础抓起，大一、大二的基础课很重要。你如果缺了这一块，以后就需要去补。温故知新很重要，只要努力，都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多聪明。人品和聪明相比，人品比聪明更重要。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导师，教育学生的原则就是认真一点、踏实一点，最忌心烦气躁，有自己研究的方向、热爱自己研究的方向就够了。

（采访整理：赵璐、柳莺鸣、胡婕、张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