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卫生·微生物学——郁庆福教授访谈录
本人在华山,寓为“勇攀高峰”
郁庆福,男,1950年至1955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公共卫生专业,本科毕业后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1959~1977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1978年至今,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微生物学教授。
早期从事肠道传染病微生物和流行规律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集中在霍乱弧菌生态学和消毒方法为主攻方向。在同仁们共同协作下,在霍乱地方性和越冬的科研成果居世界先进或领先地位。著书有《医院获得性感染》、《现代卫生微生物学》,论文130余篇,通俗读物30篇。
我入校是1955年3月,到现在有5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是那时的情况还是能记得的。我本科是在中国医科大学就读的,中国医科大学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第一个开设公共卫生专业的大学,我是该专业第一批学生。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我们自己报名,愿意做临床医生还是学预防医学。校领导动员报告说预防医学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很迫切需要的一门新专业,因为重在防病,不在治病嘛,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学就是5年,那时毕业的心情和现在的学生有些不太一样,因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历史条件都不一样了。每个学生必须考虑到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尽管我们都有自己的志愿,但是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去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现在还有许多同学50多年来仍奋战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最后宣布的时候,学校告诉我到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做研究生,这是我没想到的,非常出乎意料之外。当然我也非常高兴,这也是国家第一批培养预防医学的研究生。
上海第一医学院原名国立上海医学院,是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因为此前国内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办的,所以颜福庆校长创办这个学校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很值得国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个医学院办得非常有特色,不但有中国人自己的特色,而且它的校风非常好。我怀着仰慕的心情来到这个学校读研究生,感觉最深的是,学风非常的严谨,表现在无论是做学生还是以后做老师,要求都非常高,不能半点马虎。当时的教授,也就是我的老师,只要学生讲错一句话,哪里不科学,那他就要指出来。
上医的校园很干净、很古典,比如说东一号那里的建筑都是很古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在都保留得很好。学校空气比较自由,学术空气比较浓厚。进了学校之后,就是不想读书的人也想读书,氛围特别好。教师学生都一心扑在医学上,都在为保卫人类健康而努力着。当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都在这里任教,从基础到临床、到预防,不但人数多,而且水平都很高。所以当时在这些全国一流的老教授带领下,学术水平领先全国。从我们上医毕业出去的学生,在国内、国外的评价是基础很扎实、后劲很大。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各个年代的毕业生,而且都担任着重要角色。
我的导师有两位。一位是中国的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教授,也是国际上有名气的学者,到现在大家还是很怀念他。说到严谨的科学态度,他这方面是很突出的,尤其在统计学和研究设计方面,他非常有独到之处。我的另一位导师是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他学风严谨、待人和蔼,给我们带来了前苏联预防、控制传染病经验和培养研究生的方法。
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有5个研究生,包括袁鸿昌教授——全国血吸虫病专家,后来他继承了苏德隆的衣钵,专搞血吸虫病研究;俞顺章老师,也是流行病学的专家。我们分工不一样,各自研究不同的方面。我开始搞肠道流行病方面,后来搞卫生微生物方面。还有其他两位去了别的地方,留下来的就是我们3个。当时的上海医学院学术气氛很好,我们一般晚上还在那里学习。当时为什么说水平高?就是高在这个地方了。这种环境对我既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紧迫感,没有人说我不愿意这么做,而是自愿地去承担这份责任。原来就有这么好,所以后来人都很自觉地维护,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了,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后来,我们自己也开始带学生了。严谨是上医的传统,我们做了老师自然对自己的学生也特别严格。每个实验数据都是亲自看过的,从设计到结果步步把关。论文答辩,一有问题,在场的其他教授立刻提出来,过不了关就不能毕业。其实在平时就已经严格把关,所以绝大部分学生还是能过的。
现在我们的学生都是各级骨干,其中不少已是国内外很有名的专家了。在美国,很多学生都已经站稳脚跟。比如我的一位学生江熙,他在美国Cincinnati,已经晋升为教授了,仍在搞微生物,领导着一个大的实验室,在研究NORWARK病毒,在这个领域内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新近他发现这种病毒和血型有关,感染这个病毒的人几乎都是这个血型。还有一位学生在NIH,美国研究卫生方面的最大的国家研究机构,一位在The Johns Hospital(一个医院)做研究。这些单位就像美国的哈佛大学一样,都是学术地位很高的机构。
从读书到工作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和读书不同的是,工作中有很多情况是要求我们去独立完成的,所以实践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当时在这方面的条件比现在要好,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到农村或者工厂去,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去的时候我们接触很多人,不但是政治思想上所说的接近社会,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科研课题有很大的帮助。要搞科研,要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必须在跟第一线的人接触了以后,才能学习到和了解到应该从哪里着手。从农民和工人那里学到的知识,让我们感到实践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严谨。当然我也不能只从他们经验者那里得到的信息来做判断,只是一个线索,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观察事物。
我们卫生微生物学是从医学微生物学一点点发展而来的,医学微生物学是研究微生物与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预防观点看,首先应防止微生物从外环境侵入,故迫切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微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机构并开设课程。1975年我向领导建议成立一个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获得了批准,成立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幸好有石美鑫校长、冯光书记、苏德隆教授亲抓落实。在成立初几年,由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加上原来学的是医学微生物学,脑子里已根深蒂固,框子很难突破,难免有人评说“挂羊头卖狗肉”。有一次接待外宾,接待的老师说不清什么是卫生微生物学,使陪同的领导不满,这无疑对我增加了压力。翻阅前苏联、日本等卫生微生物学有关教材,均未找到一个确切的学科定义,内容也只限于从外环境中采样和检验方法,我觉得路子太窄了,也缺乏理论指导,这使我想起以前现场科研实践中所得到的启发,能否把生态学引入到卫生微生物学中去呢?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院派了一支小分队到青浦专门研究冬季灭钉螺(血吸虫中间宿主)问题。一次在田野巡查螺情时发现北风呼啸的冬天钉螺大量躲藏在青菜的芯子里,那里既遮阳又避寒风,是它理想的生存窝点。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生物生存和外环境的关系,也即为以后构思卫生微生物学新体系埋下了种子。
更大的生态学方面科研实践是在70年代初期,苏德隆教授提出研究霍乱地方性问题。反对者认为,地方性意味着社会不发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后来我们与上海市卫生防疫站通力协作,各区县也参加了。研究说明沿海水质的pH值、盐分是该菌生存繁殖的重要因素,并非社会因素;而且随着盐碱地改造,疾病也销声匿迹。霍乱在夏秋流行到冬春停止,翌年气温转暖又重新出现,那么冬天这些菌隐藏在何处?我把一条河立体地设立9个采样点,定期采样检验,结果发现夏天9个点均阳性,阳性率基本一致,说明水中细菌分布均匀;但一到冷天,只有一个点持续阳性,看来这就是我们想找的霍乱弧菌过冬的场所,不由得心情激动。我的同事王震遂又在冬天河水中检测到了一株霍乱弧菌,从而使越冬的假设得以证实。以后邀请了当时复旦动物学家洪黎民教授和植物学家周天伦教授进一步研究越冬场所的生物丛,洪教授提出刚毛藻为主的周丛生物是此菌存活的良好环境。
这一大型课题是典型的运用生态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微生物与外环境关系的范例。1984年5所兄弟院校(上医大,华西师大,湖南医大,中国医大,山西医学院)合作编写的全国卫生微生物学教材时,我就将生态学引入到学科定义中,在全国同道中取得了共识和支持。
1995年考虑研究生教学需要,又主编一本大型参考书《现代卫生微生物学》,使本学科新体系渐趋成熟。此书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列为预防医学的骨干工程书之一,并对上述18年奋斗所著的教学成果开了一个鉴定会,鉴定评为国际先进水平。
1996年原国家教委组织教学成果评估,当时论规模、资历,卫生微生物学教研室是排不上队的,所以只召开一个18年教学成果汇报会。原国家教委代表、上医大校长参加了会议,仔细听取了我室45分钟的汇报,并指示应该申报,题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创造我国卫生微生物学新体系》,经各级评议,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除了开课和科研以外,尚需有一个提高学术水平的组织。1987年我校与华西医大共同筹建了学会(包括卫生微生物学与卫生化学的卫生检验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张绍武社长创办了本学科杂志《中国卫生检验杂志》。至此教研室、学会、杂志三者齐备。
由于此学科年轻,特别是这领域人才尚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由于这学科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休戚相关,前景是远大的,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投入进来,创造辉煌的未来。
这些年来,形势发展很快,国力增强了,环境上、政策上更宽、更开放了。我们将科学问题、发展问题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来。总的来说,新的情况都在不断改善当中,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我想应该是更好的。当然,还有组织管理各方面的因素。当年我搞霍乱研究,就和复旦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一起合作过,并获上海市各级卫生防疫站大力支持,大的项目需要不同单位各学科的大协作。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以后论文写谁的名字,一心就是想把事情做好,结果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所以组织、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大协作不但提高了效率,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也相对减少。另外,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人才的问题。现在的学生起点高了,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如果我们只是继承前人的东西,没有发明和传承,整个社会就很难得到前进。所以我始终认为,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如何更好地将学生培养成才,这将决定复旦今后能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能不能创造新的辉煌!
(采访整理:戴姜磊、张李军、杜沐、蒋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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