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之精神当薪火相传

一校之精神当薪火相传——朱洪教授访谈录

1995年在法国

朱洪，男，1956年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计算理论、算法设计和分析。朱洪教授设计的最优延迟时间的even‐odd并行合并网络，解决了Knuth在他获图灵奖的名著The A rts of Computer Programming中提出的未解决问题，该研究成果和串行就地合并排序算法被Knuth在该名著修订版中用中文引用并以“朱洪”命名的成果。

我高中毕业于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是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母校。张太雷牺牲于广州起义；瞿秋白临刑前写的《多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书。我作为他们的校友，也许因为经历过相似的知识教养和人文熏陶，很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达的心态，那不是背叛信仰的自白书，而是在深知来日不多的情况下，坦诚写下的对自己短暂一生的回顾。不然鲁迅先生这样一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人，怎么会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人当以同怀视之”诗句来怀念他呢？

我的大学志愿一开始是北大物理系。后来看到《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两则消息：一篇报道复旦大学数学系一位三年级姓李的学生学习非常好，能够阅读好几种外文的数学文献；另一篇则讲有一个叫徐小伯的，解决了前苏联数学家戈卢金有关复变函数几何理论的书中未解决的问题，我就觉得复旦大学的数学系非常厉害。但当时志愿表格已经填好交给老师了，我马上跑到老师那里去改。就这样进了复旦数学系，而且留校工作后成为了这两个人的同事。

1956年，我迈入复旦校园。那时正是建国初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很多同学的理想是要当科学家。数学系宿舍门口贴的大红标语就是“欢迎未来的数学家”，物理学系贴的则是“欢迎未来的物理学家”。我们住在十一号楼，后来搬到了叶耀珍楼对面的三号楼。我们是第一批入住三号楼的学生，它还是我们帮着一起搬砖搬石头建造的。

复旦经历院系调整后，苏步青和陈建功先生带来的一些好传统，使得当时的数学系蒸蒸日上。抗战逃难中，苏、陈两位教授，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书是一定要带走的，叫了黄包车，拖着书逃难，所以数学系拥有很好的图书馆。直到“文革”前，那里的俄文资料只比出版日晚10天，使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到世界上最新的数学成就。现在有了网络，办好校园网是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每天全校有哪些学术活动，不管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一开计算机就能一目了然，把我们复旦的学术空气搞得浓浓的。这是我理想中的复旦，而且从技术上讲，这个梦想应该是不难实现的。

我很喜欢夏道行老师的讲课，他对定理的解剖步步深入，板书也便于做笔记，思路清晰，使我得益匪浅。听过了他的课，才觉得自己开始进入了数学的殿堂，没有受这样的老师启蒙，也许就没有我的现在。虽然如今我从事计算机工作，但数学作为我的专长，全靠在数学系学习时接受的扎实的数学基础和素养。不过计算机没人教我，我靠的是自学，大学里我一直有自学的习惯。比如上微积分的课，我会看很多相关的书，不是老师教我的这些习题做了就行了，我不会满足。还比如上王志康老师的代数课，我也一定是把其他的代数参考书也看了，而非仅仅一本教材。

有些同学读了3年就提前工作去了。我比较幸运，读了5年，特别是最后两年，真正读到了一些东西。那时复旦只有一个图书馆，在现在校医院的位置，文科、理科都在一起，我在那里读了不少书。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小说，《红楼梦》读了好几遍；还有很多俄罗斯的小说，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大学里，学会读书很关键，要有主动选择好书，自觉养成阅读名著的习惯，不管是搞理工的还是搞人文科学的，这能培养一个大学生应具备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和凛然正气。

毕业后我留在数学系。“文革”中，和其他一些老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数字控制机床，技术水平不光领先于国内，在世界上也算先进。从头到尾完全自行设计，我们自己买半导体材料、晶体管，自己焊接，自己敲制计算机的外壳。后来这个成果被全中国几百个工厂学习，应用于生产，影响非常大。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全都学起来了。

接着我又开发了控制机床程序的软件，在全国也非常受欢迎。以前仅凭零件的图纸要写出这个程序是很困难的，需要不少解析几何和平面三角知识，而通过我们编制的软件，只要按图纸上的坐标输入，计算机就能输出纸带。在编制这个软件的过程中，我受到了苏步青先生的帮助，那是一段温馨而又苦涩的回忆。我拿了一篇意大利文的机床控制语言介绍，邀请他和我一起翻译，处于“文革”中“戴罪”之身的苏老师，正十分寂寞，苦于无事可干、无人理睬。于是他从家里翻出了意大利语字典，我们师生俩人连猜带查地花了几周时间，翻译了那篇介绍。我就依据这种语言格式，编制成了机床数字控制线切割机语言软件。

后来我没机会回去从事数学研究，就继续搞计算机，搞了后半辈子，主要致力于算法。那时都说计算机科学是算法的科学，我看准了高等院校一定需要这个算法，就从硬件上设法只用移位和加、减法运算来实现三角函数和指数函数的计算。这个算法被应用到国家海洋局电子测风仪的专用计算机后，运算器可以少用不少电子器件。我研究算法，一来与在数学系的学习经历有关，二来我也看好研究这个理论。算法是很重要的，我很希望现在的学生多去看看Knuth的书——《计算机程序设计技巧》，共三卷，第四卷马上要出版了。他的书全中国没有几个人读完的，如果全中国所有的计算机系，每个系至少有一个老师把它真正读完，计算机系的教育质量就完全改观了，尤其是上计算机算法课的老师，读过这3本书的人才能算合格。

一位中文系的教授曾经将复旦的精神概括为“草根精神”，意即复旦是一个平民的学校，成员都是平民子弟，平凡、质朴而又坚韧，富于生命力。从复旦的整体和人文学科来说，“草根精神”确实是对传统复旦的一个很好描述。虽然上海是个十里洋场的经济型城市，但是复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职业技术培训为自己的目标。用马相伯的话来说，复旦建校时的定位就是：“复旦兮，以自强不息，复兴中华为旨耶；大学者，乃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理科方面体现出的复旦精神，则是若干学校传统的结合。解放后中国学前苏联，也要办综合性大学，北大对应着莫斯科大学的模式，我们复旦就对应着列宁格勒大学。在前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在中国，北京和上海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所以这两个城市应该拥有非常强的综合性大学。于是在院系调整中，复旦的理科云集了当时中国东部地区很多学校，包括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等很多大学的理科优秀师资而成的。

复旦历史上的名师有许多，我很佩服他们，数学系的陈建功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虽然我受他的直接教诲不多，但是他那清白的一生，以及他和受他言传身教的学生们所传承下来的对科学追求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楷模。还有政治系的费巩，抗日时期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了，这个人很正直，是一个好老师。复旦的好老师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在我们庆祝复旦百年校庆、发扬复旦优秀传统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发掘复旦历史上先辈师长留给我们的好榜样。

一个学校的精神的延续，主要靠师生薪火相传，教育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上。无论学生贤愚，都要尽力为其指引学术道路，帮助其深化学术研究，努力探索未知的世界，这是为人师表的基本要素。师生之间要相互激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千万不要把“商场无父子”式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规则用到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上来，也不要把封建家长式的绝对服从统治关系带到21世纪的学术团体管理中来。如今复旦百年校庆，计算机系30周年系庆，展望未来，首先就是要发扬好的师生传统，要提倡平等、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团结友爱的师生关系。

近日，在看一位先生的回忆录，发现其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要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即使略有天赋，却仍深信熟能生巧；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对学生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真实之歪曲。但以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终留在学生心中。”我们复旦大学如果有这样的导师，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十余乃至数十个，我们的复旦必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

（采访整理：赵璐、张术帅、胡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