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一次偶然

生命中的一次偶然——赵寿元教授访谈录

左一为本人

赵寿元，男，就读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1981～1984年，1988～1989年两度在耶鲁大学Frank Ruddle实验室任职。1994～1995年在华盛顿大学Leroy Hood实验室工作。

历任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生物工程系、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员等。现为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主席、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已发表科研论文100多篇，编著和翻译专著、教材和词典等20多部。

我家里一共有6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1948年高中毕业后去银行工作，那时我18岁，从练习生干起，一直干了8年。1956年的时候，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所以一大批在职的干部，包括我们这些工人干部，都去报考大学。当时高考一个人可以填4个志愿，每个志愿又可以填4所学校，我4个志愿填的都是医学院，各地高校的医学院都填了。考医学院感觉是盲目的，为的是以后不求人，当医生则是人家来求我，这在那时是种观念。

记得当时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报名，有位老师，看了我的报名单后就对我说：“你这样填不行的，万一你不被医学院录取，你全部的志愿就都落空了。”他让我相近地考一考生物系。虽然在中学里学过一些生物，但对于生物搞些什么都早已忘了，但我还是听从意见填了一个生物系。但是填什么学校呢？那位老师就说在上海可以填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全国还可以填北京大学。于是我就填了复旦大学，最后被录取了。我进复旦后，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亏得选了生物系，因为体检时我的视力不行，已经800度了，在体检表上写着：该生高度近视，不宜念医科。所以说华师大的那位老师救了我，假如不是他的指点，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大学。

进大学以后，感受就是不一样。我们学院有位王凯基老教授，我进复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他的《植物学》。《植物学》自高中毕业后我已经丢下了8年，早已没有印象，但是这堂课老师讲得深入浅出，让你对植物的生长发育、生理结构等内容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感觉在大学里知识很多、很丰富。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刻苦，尤其是学外语，我们进来的时候都是学俄语，不能学英语，原来教英语的老师也改行教俄语去了。我们这些调干生——那时候称呼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到高校学习的人——学习都比较吃力。特别有一些工农干部，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中学训练，只上过速成中学或仅上过3年强化小学，基础都是比较差的，学起来都很困难。总的来说，我们的平均成绩是低于应届同学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这些调干生的学习态度、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对知识的掌握、生活的自理、组织领导能力都比应届同学强。在外面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读书，开头也许会觉得累，但是你只要坚持下去，成绩不会比应届学生差太多。我觉得不管是去下乡、下厂或是到连队里去实践，虽然对学习可能有些影响，但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对你今后的学习不是没有帮助的。就调干生的角度看，一些社会工作的磨练，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你课堂的学习以及课后的自学都会有帮助。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还担任了多种社会工作，我那时候是系学生会主席。

那时候生物系很大，共有9个专业，学制5年。我们年级有150多个同学，念完两年级到三年级就要分专业了。分专业的做法就是每个人自己先报志愿，然后党支部讨论分配。当时我自己选的是人类学专业，因为我原来的志向是学医学，人类学研究了人类的起源、进化和解剖生理等等，与医学有一些关系，但是后来因为我是党员，党支部说已经安排了几个党员去人类学专业了，要我去遗传学，当时遗传学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大人物——谈家桢先生。1956年之前，全国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教遗传学的课或者开展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将米丘林的遗传学作为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遗传学。直到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谈家桢先生首先在复旦大学开设了遗传学专业，因此我们的遗传学是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党支部对我说：“你就要去念遗传学，而且要做好谈先生的工作，把他的东西都学过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去学遗传学了。

那个时候全国就复旦大学有这个真正的遗传学专业，其他的农业学校都是教以前的米丘林遗传学。尽管如此，我们念遗传学的时候还是分遗传学甲和遗传学乙两门课，遗传学甲就是现在学的遗传学，即摩尔根遗传学；遗传学乙念的则是米丘林遗传学。我们两门都要学。教我们遗传学甲的是刘祖洞老师，教得实在是精彩，他不是单纯地讲述教条的知识，而是针对米丘林遗传学进行批驳，把遗传学的精髓都讲出来了。他说如果上了他的课之后还有人相信米丘林遗传学，那就是他的失败，所以他的课是他感情的投入，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听了他的课以后，的确觉得米丘林遗传学是胡说八道、强词夺理。刘先生把当代遗传学发展的趋势、前景，以及遗传学严密的逻辑性讲得很清楚，所以上了课后我头脑里就觉得基因是遗传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敢讲基因。而现在报纸、电视上面，什么都讲基因，有时候还都讲错了，甚至研究工作申请课题的时候，不带点基因的话你还拿不到经费。可那个时候谁敢讲基因？没人敢讲！一讲基因就是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所以谈家桢先生个人的付出是巨大的。1956年之前，谈家桢只能讲讲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信仰去讲米丘林的遗传学；而同时期也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遗传学家，则改口讲授米丘林的遗传学，批判摩尔根遗传学。一方面米丘林的遗传学霸占了课题，另一方面原来的摩尔根学派学者也转向米丘林学派，他的同事、朋友都在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着摩尔根遗传学。1956年青岛会议的时候，上面接受了摩尔根遗传学的观点，谈家桢先生回来以后就开设了摩尔根遗传学的课，建立了遗传学专业。1961年情况稍微好了一点，成立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在这之前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研究摩尔根遗传学的机构和教学单位。所以在1956年以后一届届的遗传学毕业生很多，全国中青年以上的遗传学骨干教师大部分是复旦的校友或者到复旦大学进修过，这一点他为中国遗传学人才的培养是立了大功的。我们复旦大学遗传学为什么在国内学术界或者教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主要是谈先生打下的基础。谈先生今年已经96岁了，半个月前我还去看过他，他现在住在华东医院，头脑还很清楚。

谈先生在科学上坚持的态度，以及他不随风倒的精神对我们来说影响很大。从我们教师来讲，如果要从事研究工作的话，你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信心，不能够听到风就是雨。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是这个看法。现在的年轻人怕是不能理解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教遗传学的压力的，因为基因那时候很忌讳，大家都不大敢讲，但是在这个大环境中，谈先生是坚持了真理。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对我们的学风也有很大的帮助。

“文革”期间虽说很难开展研究，但还是要进行的，主要是要跟生产相结合，下乡、下厂。后来恢复招生了要开课，课的内容那时候也是工宣队、军宣队确定的，要联系实际，基础的东西就丢在一边了。那个时候主要是搞发酵，搞味精的生产，所以我们几位老师那时候都有很好的生产味精的手段。

实际上，遗传学重新开展是在1978年以后。当时各个大学也有遗传学但是观念不一样，其他大学里面遗传学不是主流，而且团队不是很多，而复旦大学则凝聚了一个很强的团队。谈先生很有远见，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个就是在1979年，他去找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Bonner，谈先生请他来，那位院士带了3个人，其中一对夫妇是中国人，到复旦来开分子遗传学的讲座，讲什么呢？就是讲建立基因文库——Gene Library，在那时这是很新的东西，要用到分子遗传学这些手段，既有观念又有实验技术。那时候差不多有100多个人来听讲座，几乎全国各个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人来学习，分子遗传学的培养在理论上武装了大家，把新的遗传学发展潮流引到国内来，等于在各个单位播下了种子。同时，谈先生又跟美国一个很大的仪器公司Beckman公司——公司老板也是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同学——赊账30多万美元买了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仪器回来，因为分子生物学上理论课在课堂里讲，在课堂里讲不解决问题你就要去做实验，这是一个措施。

第二个措施就是把我们这些当时的中青年教师，分批送到国外学习。所以像我，就送到了耶鲁大学，师从他的老朋友——美国人类遗传学协会的主席、科学院院士Ruddle。第一次我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去学克隆基因。薛京伦老师去了Buffalo，任大明老师去了康奈尔，郑兆鑫老师去了瑞士，那时候中青年老师都送到国外去了，回来以后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就把这个学科带起来了。

在刘祖洞老师过世之后，遗传学课就由我和江绍慧老师接下来了，江老师退休之后乔守怡老师接下来了。教这门课有七八年了，我比较喜欢给本科生上课，是因为本科生的思想比较活跃。我上课喜欢跟同学交流互动，经常有些问题提得我一下子也愣住了。有些教师不愿意上基础课，认为这个是老生常谈，翻来覆去教这些东西，好像对自己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实际上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我觉得上课不是老生常谈，尽管我教了七八年的遗传学，每一年教课、每一堂课之前我都要备课的，不是说讲过好几遍了这东西就不需要。我基本的讲课思路就是要把基本原理讲清楚，因为既然是基本原理它就是普遍适用的，而最新发展的一些情况回过头来也能证明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就要求我去找一些材料。我的讲课没有很认真地写什么讲稿，我都是纸上写了，讲过一个学期以后就扔掉了，第二学期我要讲课再重新来写，这样很多内容是新的。讲课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每次讲课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了。每次同学提问的话我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问题，我在哪个环节上没讲清楚使他们没有理解，那么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讲清楚。另外我跟乔守怡老师编的《现代遗传学》很薄，我的主张就是教材不要过厚。太厚当然价钱很贵，我的稿费可以多拿一点，但是对学生来说那么厚的书买了以后，说实在的书越是厚越不可能把它全部看完。薄一点的话，说不定有几个同学是把它从头看完的，看完以后什么地方错了他都告诉我，什么地方字错了或是不对，好几个同学都是认认真真写信来告诉我，我就觉得很有收获，这是一。第二，对教师来讲，薄的教材可以对教师有督促作用。厚的教材为什么厚，里面都是例子，那老师上课的时候只要按照教材上的例子上好了，他就不要去找新的内容，老的东西都可以对付了。我希望老师如果用我这个教材的话，讲课的时候自己要去找例子，查阅文献要看材料，把这内容充实在里面，这样子对老师来说也是促进，对教学质量也是一个提高。

（采访整理：徐昕、任雁、苏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