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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仁心——顾玉东院士访谈录

本人近照

顾玉东，男，1961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顾玉东教授擅长手外伤修复与再造，手麻、肌肉萎缩的诊治，周围神经损伤的诊治，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治。荣获国家发明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

顾玉东教授曾获“白求恩奖状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十大科技精英”等多项殊荣。

1947年的一个晚上，当时还只有10岁的我因脑膜脑炎突发高烧抽筋而不省人事，医院的值班医生急忙把一名年资较高的王医生从家中叫来。后来我知道救人心切的王医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他没顾上自己的疼痛，赶紧爬起就直冲我的病房，帮我降温和腰穿，为了防止发生脑疝，他还一点一点地抽脑脊液。从凌晨一点一直忙到早上八点，总算缓解了我的症状，在当时青霉素并未普及的情况下，是王医生把年幼的我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而这时他自己的脚趾已经骨折了。从此，王医生的形象就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我决定，也要做一个像王医生那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此后，无论经历多少生活的坎坷，甚至是在日军探照灯下中的死里逃生，我都没有忘记最初的誓言和志向。到了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

记忆中的上医是一个高手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那时一共有医疗、公卫、药学3个系。虽然条件艰苦，一个宿舍上下铺8个人，大热天没有电风扇，热了就只能到外面乘乘凉，但良好的学习环境，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我并不以此为苦。

当时上医的一级教授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就有我们现在所熟识的颜福庆校长、沈克飞教授等。他们的授课风格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简练严谨，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甚至有时下课都不用再进行复习。我就是在这种充满艺术与哲理的授课方式中，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医学思维习惯和学习方法。

也就是在上医学习的几年里，我响应了毛主席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不断地学习中去。几乎每天我都泡在图书馆学习，偶尔只在周日的时候回家吃顿午饭，见一下父母，便很快又回学校继续奋斗，甚至连寒暑假包括春节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就这样五年如一日。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要成为一个好医生就必须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有这样的决心，才能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我在政治上也对自己有要求，并在大学期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我在大学期间总共超过1 000次的大小测验考试中没有拿过4分，全是满分5分，就连体育以及当时的“劳动卫国制”也毫不例外。

大学期间，因为我成绩好，所以做过各种科目的课代表。与别人不同的是，我考试的时候不复习，而是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补习，这样自己也等于又学了一遍，像这样大家一起总结，比自己看书的收获还大。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要全面，偏爱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明智的行为。有一年，同学们都去杭州玩，姐姐给我钱让我也去，但我却用那笔钱去买了本当时特别贵的中英文字典，因为我知道，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及时吸收国外最先进的东西。

我还坚持锻炼，练长跑、游泳，献身科学并不是一句空话，献身科学就要全方面从基础抓起，特别是身体素质。所以即便是到了医院，工作很忙，我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在华山医院的花园里跑上10圈到15圈，甚至以此来庆祝节假日的到来——春节时我可以一口气跑上50圈（相当于10 000米）！这使我在外科手术中有了良好的体力资本。我不仅一口气完成了历时22小时的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的手术，为了确保手术的圆满完成，还坚持连续10天密切监护病人，保持着充沛的体力。

在上医期间，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更高的形象——白求恩，要求我们不仅做出色的医生，更要献身于医学和民族解放事业。所以我对自己提出了三条要求：对人民要有高度的热情，对工作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在学校期间培养自己成为为人民、为同志服务的好医生。

同时，其他的专业我也不放弃，不断补充着自己的资料。老师横里讲，我就纵里进行拓深，老师纵里讲，我就横里面去扩展，我称此为交叉学习。在1956年至1961年间看了大量内科课外参考书，当时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开始热门，我就阅览了大量参考文献，做了许多文字卡片。四年级在华山医院实习时，我写了篇关于心梗的血象改变及生化指标的临床意义的综述，后来被《中华内科学》杂志录用并被列为重点文章，与当时几位医学界泰斗的论文并列。我觉得这主要归功于几位老师的熏陶，使我懂得如何去总结知识，如何做到精炼严谨。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因为之前的王医生就是内科的，所以，我对内科是情有独钟的。毕业分配到华山医院后，我发现自己竟然被分配去骨科，我就带着发表的论文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好的内科医生应该做外科，交叉互补；第二句，团员就要服从组织分配。两句话说得我心服口服，我现在终于也体会到了，内科重点是探讨机制，外科重点是手术处理；内科医生需要多实践，而外科医生需要多思考。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内科基础，我现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创新。

1961年，华山医院刚成立手外科，杨东岳教授点名要我去做助手，我就这样“被迫”进入手外科的领域，却从此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虽然，一个人不能没有兴趣，但要服从组织分配、要服从市场需要和人民需要，当兴趣和需要有矛盾的时候，还是要服从市场需要和人民需要；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可以从零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认为他的专业是最重要、独一无二的，他就不会有创造力。

从我接触到手外科专业后，我就与“手”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手比心脏更具有创造力，是手的解放创造了大脑，大脑与手的共同作用创造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我概括的“手动脑活”的意义。人类直立了起来解放了双手，从此手就成为了人类特殊的劳动器官，通过手来掌握劳动工具，从而形成了人独特的大脑，可以说，手是脑的母亲；而脑发育以后又创造了新思维，又通过手去不断创造，使手变得越来越灵巧，从这个意义上说，手又是脑的儿子——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手与脑创造的。据研究，人类基因与大鼠基因序列仅有3%～5%的不同，但大鼠前掌与大脑神经纤维联系仅有3万根，而人手与大脑联系却有100万根，相差97%！由此看来人与大鼠的区别不在于基因，而在于手与脑的联系。要把思维变现实，单单靠思维那仅仅是空想，只有结合了手才能变为现实。动手就能活跃大脑！瑞典科学家做过试验，大幅度活动使人脑血流量增加10%，但仅仅是动手就能增加35%的血流量。因此要多动手，特别是指尖运动来防止血流的缓慢，避免脑部供血的不足。

“手动脑活”，仅仅是四个简单的字，却蕴含了深厚的哲理，这是我几十年从事手外科的精髓所在！

在华山医院的这几十年里，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导师杨东岳对我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我对医生的认识始于王医生，对这个职业的崇高性认识来自白求恩大夫，那么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与科学方法我则师承于杨教授。杨教授的言传身教使我学会把每个病人都既当作服务对象，又当作自己的科研对象，把科研和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杨东岳教授自己在看每个病时都作记录，他说：“每个病都可以是你科研的方向，在这里没有普通病人和特殊病人的区别，决不要轻易对待每个病人。”杨教授对我们学生也严格要求，如果哪个人出了差错，杨教授就会让他感到自己对不起病人，令他为此事感到耻辱。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使我养成了凡事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把好关、每一步都不能出错的业务习惯，这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杨东岳老师对我的影响并不止于此，我一直难忘1981年的那场手术。

1981年3月22日，华山医院承办了第一届全国显微外科手外科学习班，杨东岳教授要示教足趾移植手术给150多位同行们看。手术这天杨教授肩关节很疼，但他仍然坚持主持这项手术。病人是一个从大连市来的19岁姑娘，因工伤被折断了大拇指。手术开始后，他和我都发现这位病人的血管有变异，非常细。这次手术是要将脚趾移植到手上，需要将足背动脉一起移植接好，正常的血管也就只有2 mm不到的直径，更何况变异了的血管。1961年至1981年间我们共做了100多个病例，其中有4例和这例类似的病例，却只有1例移植成功了。可见当时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于是，杨教授让我到手术室外去，向病人母亲征求意见，如果要停止手术，脚趾则能保住；如果继续做下去，则很有可能将受到双重的创伤。由于病人母亲不想放弃，于是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后来发现血管太细很难解剖，一切都只能看运气了。

这次手术结束后，杨东岳教授马上就住院了，原来他的肩关节疼痛竟是肝癌转移的病灶。我每天去查房时，眼看着那位姑娘的“大拇指”从白变紫直至变黑，她整天哭泣，甚至一连3天没有吃饭喝水，我在一旁也很难过。尽管心情不好，到了杨教授面前我也只能违心地安慰，隐瞒真相，告诉他病人的情况很好，让他安心养病，直至他3个月以后去世。

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我感到深深的愧疚。虽然病人家属一再说失败是自己的运气不好，但我认为病人的第一次痛苦是她自己造成的，而医生却给她带来第二次病痛，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不能不承担责任，因为医生带给病人的应该是幸福和解除痛苦。

于是，我决定在杨教授身后挑起了手外科的担子，一心要解决血管变异的问题，我一头钻进了解剖室开始解剖各种脚趾头，甚至把那位病人坏死的脚趾也再拿来研究，我发现原来移植的血管擦边而过，根本不是为脚趾供血的那根血管，这种变异造成了手术的失败。因此，在日后的手术中，我都要亲眼看到血液进入脚趾才放心地进行移植。我通过回顾解剖与临床观察，最终解决了血管变异的处理原则和规律。

在1985年至1987年间，我做了将近100例这样的手术，边实践、边总结，终于归纳出了用两套供血系统的方法进行足趾移植，这是我的新方法。有了这个方法，只需多加两个小时，一个脚趾就等于有了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双重保险。所以后来凡是做两套供血系统的手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失败。我也因此在1987年第一次获得了国家进步二等奖。

其实，临床难题就是科研对象，一定要，也一定会找出解决方法的。

我目前的成绩离不开上医精神的熏陶！在我眼中上医的精神就是：苦学、淡泊名利、不被外界纷繁浮躁的世界干扰，专心做学问、专心看病、专心为人民服务！在复旦与上医合并之后，我坚信上医精神必定会焕发出新的光芒，复旦的自由与上医的严谨，两种不同风格学术精神的融合，必定会产生新的学术氛围。而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会形成更大的学科交叉空间，激发出更多的碰撞，诞生出更多的成果！我深信这种结合必定是1＋1＞2。当然，要看到这样的成果不是一两年、几十年的事，更需要一代代新复旦人的共同努力。

（采访整理：王诗园、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