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迈入物理学的殿堂

我是怎样迈入物理学的殿堂——徐至展院士访谈录

本人近照

徐至展，男，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5年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2001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所长。是国家“973计划”、“国家攀登计划”等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目前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常委、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我是1957年9月进入复旦读书，1962年7月毕业的。我当时选择物理学系，是因为我在中学就对物理比较感兴趣，曾经做过物理课代表，希望以后成为一名物理学家。虽然我中学毕业以后，先是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了一年半后再参加当年的大学入学分配，我还是有志于学习物理，所以进了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当时，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复旦都比较有名气，我报考时两所大学都填了。但因为我家在江苏常州，我的母亲又希望我离家近一点，于是最后选择了复旦。复旦在物理领域有一些很知名的教授，包括谢希德先生、王福山先生、卢鹤绂先生、周同庆先生、王守恒先生、周世勋先生等一大批名师。另外，整个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比较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父亲是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大概是1932年；我儿子是1997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毕业的，真是很有缘，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复旦人。

当时复旦物理学系的专业大致有理论物理、光学、无线电物理（后来成为了电子学系）、核物理（后来成为了物理二系），还有半导体物理专业，相当于现在的凝聚态物理。入系时都以小班为单位，没有立即按照不同的专业来分班。当时我们共有4个班，每班大概30至50人，我在第一班。后来分了专业，我选择了理论物理专业，因为我觉得理论物理是物理学当中一个偏重基础理论方面的专业，我对此比较感兴趣。我们理论物理专业的规模比较小，记得只有16人，其中有3个女生。

物理学系当时的专业课程基本都限制在物理学范围内，涉及交叉学科的课程不多，不像现在的学生能够有较多选修课程。主要的基础课程就是四大力学、数学、物理和外文等。20世纪50、60年代我们主要采用前苏联的教学体系和方式，不过前苏联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很扎实的。

复旦的物理学系除了基础理论很好以外，也非常注重实验物理。我们学校对学生动手能力、实验方面的训练是比较有名的，这些对学生毕业后取得的成就帮助颇多。所以说复旦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综合性大学，物理学系也是比较著名的系，有很好的教师，也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另外还受到整个学校学术气氛、人文气氛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熏陶与培养。

当时我们的老师中，教普通物理的是王福山先生，是我们当时物理学系的老主任，也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教固体物理的谢希德先生，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再如教量子力学的周世勋先生和教电动力学的殷鹏程先生，都是我们物理学系的知名教授。此外，数理方法是倪光炯先生讲的；讲高等数学的，我记得是数学家陈建功老先生的夫人。

当时我们本科学制一般都是五年制，而北大、清华则是六年制。当时的学制可能是学习前苏联的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我觉得对一个学理科特别是物理的人来说，5年时间可以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962年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广州会议后，研究生的培养与导师的作用受到进一步重视。我们那一届复旦物理学系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分配到了祖国各地的各条战线，但也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有的考取了复旦大学或者其他大学的研究生，也有的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我则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

我觉得大学就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大学的学习并不能够决定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大学读物理的将来也不一定搞物理，读理论物理的将来即使从事科学研究也不一定就是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大学时代就是打好一个基础，研究理论物理的如果有个好的理论物理基础，将来也可以从事实验物理，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可以从事别的学科，特别是新兴或交叉学科的研究。复旦毕业后我成为了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还是攻读理论物理，毕业以后却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工作。这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最大的从事激光科学研究的专业研究所，主要从事激光科学技术，特别是强激光物理、现代光学等方面的研究。激光问世是在1960年，光学发生很大很快的变化，从比较经典的光学走向现代光学。我是学理论物理的，理论物理的功底会好一些，很注意把学到的基础知识应用到自己从事的科研工作中去，在物理学范畴的工作里面，这些都是相通的。在大学时代不管学的是哪个专业，都是一种基础，都要学好，都是有用的。复旦物理学系引领我走进物理学的殿堂，带给我本科的基础训练和培养，这对于我终身从事物理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复旦的学风还是很好的。当时学生很用功，要抢图书馆的座位，晚上灯火通明。当时我们的社会环境以及本科生活跟现在的不同，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但是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训练。复旦的社团还是比较多的，复旦的排球很有名，话剧也很好，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很活跃。不过，那个时候“三点一线”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调，当然也包括劳动锻炼，这也是教学活动的一个环节，每个学生都要参加。这些劳动会占用一些学习的时间，但我觉得参加一定的劳动，得到一定的锻炼对人的全面成长还是有益的，是一种毅力的锻炼，对人的一生都很重要。现在主张全面发展，学生也应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方式不一样，动机目的也不一样了。

那时候也到工厂劳动锻炼，比如1958年中国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班就在上海联华带钢厂跟轧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印象十分深刻。当时很艰苦，轧钢温度很高，我们还使用手钳子把钢带拉出来。我们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的“三面红旗”。我们还到过农村参加夏天的农忙、下乡采棉花，秋天到过上海的郊区农村进行“大跃进”时代的深翻土地的劳动等等。学校建造物理楼的时候，我们也参加了劳动，用小车推水泥，经常挑灯夜战。尽管我们是大学生，却也参加了“教育革命”，编写教材。那是一种特殊的环境，现在的大学生都体会不到了。

1960年前后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我觉得上海地区比北方要好一些，我后来到北大，发现北京的条件比上海还要差。当时上海的情形总的说起来还不错，但是也要用饭票定量用餐，到食堂吃饭就是凭一张卡，吃几两米饭都是要打勾的。我当时总觉得吃不饱，未到月底饭票就用完了。

20世纪80年代考取上海光机所研究生的复旦学生有不少。比如有一个复旦物理学系毕业的学生叫江志明，很优秀，在我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先到加拿大从事专业研究，然后又到美国。这个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强，在我这里做激光物理的研究，特别是实验物理方面的研究，成绩优异，被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等等。

在复旦的5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正如前面所说，复旦带我迈进了物理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