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先生是一个学生

追随大师　不求浮名——戴世强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戴世强，男，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1966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

先后任职于七机部、中科院力学所、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现为中国力学研究学会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水动力力学专业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

我是1957年考进复旦数学系的。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全家已经搬到上海来了，可是我没有跟着来上海，坚持在原来的中学——舟山中学读书，因为我喜欢那所学校——浙江省著名的重点中学，要在那里完成中等教育。那时我们同学都以考取复旦为荣，当时考北大、清华的少，考复旦、交大的多。可能是由于地域的关系吧。

其实当时如果让我自由填报志愿的话，我会报考复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但因为在1957年，考文科是被人看不起的。我当时什么科目都喜欢，因为英语竞赛我是第一，数学竞赛我也是第一——全地区第一，让我修哪门都行。所以接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并不激动，因为高考结束我就知道我肯定能考上。我不喜欢工科，一定要念理科，而理科不是进北大就是进复旦，当时没有想去北大，唯一的选择就是复旦。进了魂系梦牵的复旦园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读书人的天堂。校园郁郁葱葱、静谧安宁，没有外面世界的那种浮华、喧嚷，到现在还是这样，尽管社会在转型，商业气息很浓，但进入复旦园，就有一种深深的学术氛围吸引着你，让你不由得静下心来念书。

复旦数学系，从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二”，自认为国内除了北大数学系外就是复旦数学系了。那时数学系的学风之好是有名的，你到校园里去看好了，穿得最破的，走路最快的，一定是数学系的学生，你站在路边放眼一看，就可以指认出来，出错率很低。

我们那时一年级不分专业，到一年级下的时候，来了一位大科学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到处游说进行力学教学，于是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二十几个力学专业。这种现象有几个因素：一是1957年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空间竞争空前激烈，我国也急需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而力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二是随着几位顶尖的力学家回国，带动了国内的力学事业，1956年建成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迫切需要大批力学人才。当时要选一批比较好的学生，因为学力学比学数学还要辛苦一点，所以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数学系力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第一阶段筹建实验室，当时一穷二白，年轻人白手起家，干得很有劲。

我刚进学校，最崇拜的是陈望道先生，他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译者，德高望重。那时陈先生是复旦校长，每次开学典礼他都要讲话，教导学生们要好好做学问。他满怀深情地讲起校名的来历，拖着悠长的声调朗诵：“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期待我们每个学子在复旦大放光华。他讲的其他话语已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好好读书，要勤学好问，这样的话一辈子都管用。然后再过了两年，认识并近距离接触了谷超豪先生后，就开始最敬佩谷超豪先生了，他当时已是闻名中外的著名青年学者了。他不仅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有非常优秀的学术思想、思维习惯，而且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虽说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以大学问家的权势来压人，始终非常谦虚。钱伟长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学问就是这样，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谷超豪先生就是第一种人，他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追求，从不狂妄自大，谦虚谨慎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记得是1958年、1959年之交，谷超豪先生从前苏联学成回来。他在前苏联两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后来我在前苏联待过半年，发现前苏联的博士学位和美国的博士学位不可同日而语，非常非常难得到，谷超豪先生一下子拿到两个，实在难能可贵，难怪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夏林同志对他赞赏有加。而且作为数学系力学专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专业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比如说，力学系流体力学博士点就是谷超豪先生挂帅去申请到的。我听过谷先生3门课：微分几何、空气动力学和跨音速流动，他还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他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非常非常聪明，上他的课我经常是坐在第一排，非常仔细地听。听谷先生上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思维清晰、脉络清楚，深奥的数学推理，经他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明晰似镜。记得他给我们上空气动力学课，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上这类课，采用普林斯顿的十二卷气动力学专著中的第六卷为主要参考书。谷先生先是高屋建瓴地讲述课程的内容和意义，接着从建模讲到方程求解，从解的物理意义讲到适用范围，让人获益匪浅，至今我仍能记得当时的授课内容。由此我想到，从听课也能区分出大师与非大师。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给我们上大学第一门课（数学分析）的老师胡家赣教授。他有点口吃，照理说口吃不适合当老师，但他当数学教授居然当得稳稳当当。他经常讲叠词来克服缺陷，讲课非常清楚。我记得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讲过：“一个大学的好坏不在于大楼，而是要有大师（大意）。”一个学校有若干个大师，足矣。而当时复旦数学系，真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苏步青、陈建功先生，年轻的有谷超豪、夏道行先生，更年轻的有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大潜、严绍宗老师。谷先生的课是细水长流，娓娓道来；而夏老师的课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另外一种风格。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讲课内容胸有成竹，从来不看讲稿，再复杂的公式都能当场演绎下来，有时候可以写满4块黑板，这才是大师的作为。

这些大师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至今日，我还把学术大师们奉为楷模，以他们为镜子，不断鞭策我前进。这也是我在复旦悟出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

从16岁到21岁，是人的性格、科研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进了复旦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怎样进行科学思维，而且我自己也钻研了怎样将理科和文科结合起来，走文理结合的道路。

我喜欢写文章，中学里我是学校的校报主编。进复旦后，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直到毕业，我一直当校刊通讯组组长，也就是校报记者组组长。所以我特别喜欢和新闻系的人交朋友，可以了解新闻该怎么写，到现在还觉得当时学到的知识很有用，尤其是现在写项目申请书特别有用。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文学，数学是锻炼抽象思维的，而文学让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锻炼形象思维，两者相互调节、相互促进。

当时理科院系的社团组织很少，文科就有剧社等文学团体；而我们数学系唯一见长的，就是下围棋和下象棋，全校冠军一定是在数学系，现在也应该如此，因为搞数学的抽象思维能力强，最适合这一类运动。

我们那个年代的潮流就是“大跃进”，大家努力干、拼命干。“大跃进”以后马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大学里真正学到知识的，是在后三年，后三年要比前两年安稳。大学里的举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讨论班。从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就有讨论班，这绝对是复旦的好传统，复旦的讨论班教会了我怎么做学问。我第一次拿起粉笔，描绘我自己看过什么文献，文献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我对文献的看法是什么，下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这样做的收益比自己闷头读书大多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去讲，讨论班上“没大没小”，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可以指着鼻子对着吵，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下来以后还是好朋友，这就是绝对地发扬学术民主。在复旦除了听名师讲课，最重要的就是两年半的讨论班，在几十次讨论班中得到的教益，一辈子受用不尽。

我们那届毕业分配得不好，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工矿。这届同学有点倒霉，1957年时大学最难考，全国只招收10．7万人，录取比例比较低，而前面的1956年和后面的1958年都不是这样。我们毕业时是最困难的时期，经济还没有复苏，就业情况也不好。但是当时风气就是好，全国各地分配，最差的单位、最艰苦的地方，班干部都带头去。最后成为大学教授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还在岗位上的，大概只有四五个人了。

我们班很小，只有30个人，所以我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我们班出了两个院士（袁业立和李家春），其中李家春院士和我朝夕相处，是大学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然后又是同事，到20年前才分开，接近50年的朋友。整个数学系中我们57级聚会是最勤的，3年到5年就要聚会一次。另外除了年级聚会我们还搞小班聚会。已经搞了两次小班聚会，一次在青岛，一次在北京，由两位院士出钱。这些朋友最单纯，相互之间只有友情，没有利害冲突。我们从小到大可以说无话不谈，也是互相看着慢慢老起来的。

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大跃进”时研究生停止招生，而我快毕业的时候，却突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而刚刚回国不久的郭永怀先生，1962年在国内公开招研究生。我们班有8个人报名，最后推荐了3个，分别是现在复旦力学系的张文教授，在中科院力学所的李家春院士，还有我，后来没想到我们3个都被录取了，原来他只准备录取1个，后来看到我们3个人成绩差不多，就都录取了。那复旦就急了：我们的3个尖子你都要录取，好的都走了，我们留谁呀？到了最后，就把张文留了下来，我和李家春去读了郭永怀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时间比较紧，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应考的。郭永怀先生指定了一本非常难的参考书——《连续介质力学》，是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和栗弗席兹写的。我用20天把这本书啃了一遍，就上考场了，想不到也就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数学系力学专业的老师的教诲，特别是谷超豪先生的授课，因为数学和流体力学试卷中各有一道题目是他亲自教过的，使我分别多拿了20分和30分。

“文革”开始后，我研究生刚毕业，去了解放军农场，以后做国防任务。1970年进七机部，先到207所，1974年又转到701所，1978年底又回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办公地点却没有动，从1962年到1984年这22年间我始终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大院。

“文革”时一天到晚都是乱哄哄的，但我却是静静地看书，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把大学学过的英语、俄语、数学都复习了一遍，然后又学了德语、日语，翻译了3本书。当然主要是复习数学，因为不管将来做什么，数学总归是有用的。“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好奇，就东看大字报、西看大字报，看看谁挨批斗，后来觉得腻了就不去了，不管外面在做什么，我自己只管看书。像我这个年龄段，到现在要是还能有所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没有放弃读书的人。

在我做学问的道路上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人有5个，他们都是院士：大学本科时期，是谷超豪院士；研究生阶段，是郭永怀院士，是他进一步带领我走进科学的殿堂，而且，他的高风亮节，对我的自身修养影响极大；“文革”期间，我曾经做谈镐生院士的“地下研究生”，当时他带了七八个学生（研究员、助研），我们都跟着他做功课，他教我们怎么做科研，因为尽管当时研究生毕业了，但具体怎么做科研更好一些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就跟着他学；然后从1977年开始，钱伟长院士对我影响比较大，近20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他的治学理念成了我的宝贵财富；第五位是郑哲敏院士，他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学生，我在力学研究所时，他当所长，他努力贯彻钱学森的科学技术思想大大影响了我。所以说，因为我比较注重学问，崇拜的也是有学问的人。记得上海作家赵长天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过来，总有几个对你影响比较深、一辈子都难忘的人。”上述5位院士使我终生难忘。

我一生中成功的选择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决定投考复旦数学系；第二个就是我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第三个是选择到这个所（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听钱伟长先生的召唤，帮助钱伟长先生把这个所从无到有建了起来；第四个比较大的选择就是1994年决定不再搞纯力学，转搞交通流，将力学应用于交通。这4次选择，我觉得对我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至于第四次选择，结果还不知道，还在做，但是至少，目前交通界已逐渐认可了我和我的课题组的工作。

我曾经访问过美国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我当时做“水波非线性分析”的研究已经17年了，想转一个方向，但我不知道该转哪一个。当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被符号运算的魅力所倾倒，就是现在的Mathematica、Maple、Matlab，我在美国时曾接触过；还有一个是交通，看纽约交通那么堵，上海交通也那么堵，有人在用数学力学理论在做交通问题。两个只能选一个，我先从符号运算做，后来做了两三年发现这个选择不太好，原因是我的计算机根底不行，它是一种人工智能的科学，我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还要去补一大段的计算机知识，于是马上就改弦更辄，就搞交通。现在搞交通流研究还是比较能发挥个人的特长。

现在的复旦和以前相比，很明显的，就是缺少年轻大师，也就是说大师级的人物很少。目前这个时代，不是孕育大师人物最好的时代，环境不好，不能让人沉下心来做学问。只有在外边熙熙攘攘、为了名利你争我夺的时候，他能够静下心来，安心自学，他才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复旦有一群40多岁的教授，假如没有年龄比他大15岁到20岁的大师来“传、帮、带”他们，假如他们自己不努力、只追求一些浮名或眼前利益，绝不可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目前教育的真正危机是大师的丧失，而现在活跃着的不少40岁到45岁的教授距离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还远呢！像谷先生上课，从来没有教我们怎样一笔一笔推公式，不需要这么讲，而是教我们一个总的思路。他上去讲课，就能显示出一个大师级人物的风采，我们仰慕他、学习他、追随他，精神上追随他。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排斥掉，不去传承这些优秀学术传统，就会成为高等教育的悲哀。我希望复旦不要这样。

校训里面讲，我们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要探索大千世界的奥秘。复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复旦的人文环境不可多得，我到过很多地方参观、学习，觉得复旦的人文环境绝对是一流的。所以复旦要发展，就要抓好学术，搞好她的人文环境。从马相伯先生的时代开始，就有好的学术传统，要好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复旦的希望！复旦跟北大差不多，她有一种自由民主的学术传统，学子们可以在校内“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爱因斯坦讲过，做科学研究的人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喜好，就是爱好做学问；另一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手段；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立志于献身科学，全身心地投入科学事业。我在复旦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为学术献身。希望在复旦出现更多的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才。

从复旦毕业已经40多年了，我一直在关注着复旦的发展和进步。我欣喜地注意到，这些年来，复旦有长足的进步。新一代的大师级的人物已经在不断出现。我经常注意复旦的两院院士增加的情况，发现复旦的院士的增加数，总在上海市的高校中名列前茅，同时，复旦的科研成果不断为人们所称道。我在遐想，如果中国要出获诺贝尔奖，会出在哪里？很可能是在复旦或复旦人之中吧！

值此复旦百年校庆，这里献上一个校友的深深祝福，祝愿复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

（采访整理：彭程、焦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