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攻克癌症！”

“一定要攻克癌症！”——杨秉辉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杨秉辉，男，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留中山医院工作。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癌症的研究工作，曾因“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85年），该项目的推广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2年），为我国著名肝癌研究专家。担任《中国临床医学杂志》主编、《健康世界》主编。主编《原发性肝癌的研究与进展》、《内科治疗手册》，参与编写了《现代肿瘤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业余喜爱绘画，长于钢笔风景写生，出版《杨秉辉风景速写》，并于1999年、2001年两度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杨秉辉风景写生展》。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生过肺结核，那是在1951年，因为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当时家里人觉得我听力好像不好，就让我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卡他性中耳炎，也就是中耳积水，那个时候医学界学习前苏联的经验，许多病用“组织疗法”治疗，实际上就是用胎盘浸出液注射，治疗前要做体格检查，一透视，发现有肺结核。虽然没有症状，但当时我已经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对这个病非常恐慌。后来去看了在福州路上开业的一个留美肺痨科医学博士。他也不多说话，就开处方，要我服药，关照躺在床上多休息，不要念书，休学一年，只好照办了。我当时用的药叫做PAS，对氨基水杨酸钠，效果很好，大概服了3个月后，病就痊愈了。我觉得医生本事好大，医学真是了不起，像肺痨这种病，只要开个处方就能治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医学发生了兴趣。

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种选择。我本来爱画图、搞艺术，但没受过专门的训练，考美院恐怕不容易。我又喜欢文学、喜欢历史，看了好多历史书，像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之类差不多倒背如流。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医学，因为这是一门科学，是关于人体的学问。我从小家庭的教育也总是说要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想比之于画画，做医生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直接些吧。于是立志学医，报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1957年那年高考竞争也很厉害，大概8个考生中就录取1个吧。

我在上医念书的时候，学习环境并不是很好。1957年刚进大学，就进行“反右”斗争，搞阶级斗争，抓“右派”。到了1958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不念书了，都到青浦农村里去参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来又“大炼钢铁”。国家当时抓的是学生的思想教育，不太重视专业知识的培养。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吃的东西都很少。1961年，我们念书念到第四年，形势略微好了一点，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口号，比较重视教育了，开始抓教学质量。上医的学术氛围很浓厚，有很多德才兼备的老师和刻苦努力的同学，尽管客观环境很差，但一有条件，大家都非常认真地教、认真地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优秀的学生可以留校工作。我大概是全系第七名。虽然不是第一，但我的优势在于很勤奋、很努力。我做实习医生时，病人都愿意找我看病，因为我会多多地解释，态度也好。老师们也觉得我不错，所以让我留了下来。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做外科医生，我倒很喜欢内科。当时我觉得内科更像一门科学，像肺痨病，只要开一张处方就好了，所以我毕业后就留在中山医院，做内科医生。

我先在普通内科，差不多做到1966年，专业方向开始定位于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是肝脏病。我的老师林兆耆教授，是当时中山医院的院长，他对肝癌的研究很有兴趣，当时就有一个“华东肝癌协作组”，林教授担任组长，我帮他在肝癌病房里做些具体的工作，向林教授学到了许多的学问和经验。可惜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林教授受到冲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我们也都被派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大概在1969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一定要攻克癌症”，所以医院里的军宣队说要成立攻克癌症的小组。我“文革”前跟林教授做过些肝癌的工作，所以内科便派我参加。汤钊猷院士，后来的上医大校长，也在这个小组里，他那时已经是主治医生了，所以他是组长，我是组员。

自那时起至今，我便一直从事肿瘤研究，主要就是肝癌的研究。到今天，中山医院的肝癌诊断、治疗都是相当高水平的。我见证了今天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从一个小组发展到研究所的过程。如何早期发现肝癌，如何做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一辈子的心力差不多都花在这上面了。

我是研究肝癌的专科医生。医学从不分科到分科，到越分越细，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也有其局限性。像肝癌这种病，在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城市的人口中毕竟不会出现很多，没有必要把每个医生都培养得那么专而精，群众更需要的是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在国外，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家庭医生就越多。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需要医学专家，也更需要能在第一线提供全面优良服务的医生。现在中国的基层医生水平还太低，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基层医疗服务也还是很不适应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后人们的需求的。

1991年，我国在接受了国际全科医生学会的建议后，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会，大家推我做副主任，我也觉得在中国发展全科医学事业很重要，便欣然接受了。当时我正好在中山医院院长的任上，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创建了全科医学科，至今中山医院仍是全国唯一设全科医学科的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生提供基层医疗服务，这本不属于三级医院的责任范围，但全科医生的技术需要培训和提高。国外像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等都有家庭医学科，我国台湾大学也有。我们作为大学附属医院，除了给人看病，也要教人看病，现在中山医院负责全市的全科医师的培训。医学为人服务，最终的积极目标是促进人们的健康，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既然人民大众需要全科医学服务，我们便应该努力去做。

外部条件和自身努力是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当年我的同学中有被分配到基层的农村或者山沟沟里去的，他们再勤快、努力，也只能在当地成为一个群众信任的好医生。这当然也是一种成就，但因为条件确实太差了，发展空间终究还是有限。而留在中山医院工作的那些同学们，外部条件都不错，就要看他自己是不是很努力了。从外部条件来说，需要我们的政府为年轻人多创造些机会，但是年轻人也要学会利用这些条件，努力上进。现在看来，也不是留在中山医院的每个人都发展得很好。所以，我说成功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中山医院工作，在业务上发展的条件算好的，但我个人也是很努力的。我自觉不算很聪明、天赋不很高，但信奉“勤能补拙”，我敢说自己确实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毕业到现在四十几年了，我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师，从副教授到教授，从副院长到院长，应该说我的人生还比较顺利。

上医历史上的许多教授我都很敬佩，像创建人颜福庆先生就很了不起。他完全可以做开业医生，挣很多钱，但却投身到了医学教育中。不但办了上医，还办了湘雅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南医科大学。那时候办一个医学院很艰难，要到处去募捐，他办成两个医学院，真不容易。他对我国医学事业的贡献，应该永垂青史。上医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颜福庆先生提倡“公医制”，公医便是做一个公立医院的医生。无论在旧社会还是现在，医师私人开业通常都是很挣钱的，而公医就是在公立医院里为民众服务。中山医院从一开始就是“国民政府”办的医院，和其他教会医院不一样，是为贫苦大众服务的。由于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当时中山医院便集中了很多有志之士，努力研究学问，尽心为人民治病，因此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中山医院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在枫林校区图书馆门口还有许多过去一级教授的画像，其中大多数我都见过，而如今尚在的大概只有两位了吧。一位是杨国亮教授，一位是钱德教授，据说都有100岁了。这些教授都在中国医学的发展史上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我自己接触比较多的是内科的教授，像上面提到的林兆耆教授，他常说内科医生讲究的是临床思维。年轻医生向他汇报一个病人很复杂的情况，他听完后说，依我看这个病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两点，你们抓住去考虑就不会错。林兆耆教授在这方面是很强的，他治学也很严谨。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很需要像他这样严谨的学术作风。有一本《实用内科学》，是中国内科医生必读的书，它从第一版开始就是由林兆耆教授主编的，直到他去世。林教授在中国内科学界很有名，培养过很多的内科医生，无论对于上医还是中山医院的内科，毫无疑问，他都是主要的奠基人。

上医的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这可以说是上医精神的精髓所在。而我们中山医院的院训是：“严谨、求实、团结、奉献”，它和上医的校训只差了两个字：“创新”和“奉献”。并非上医不需要奉献，只是在医院里这方面的要求更突出。因为做医生是要有点奉献精神的，而医学院校是教育机构，医学要发展，学术必须有创新。严谨是上医最优良的传统，这点至关重要。上医培养的是医生，中山医院是为人们看病的，皆关乎性命。所以，无论上医还是中山医院都把严谨放在首位。当然严谨是哪一门科学都需要的，但对于医学更是绝对的需要。

我们中山医院的肝癌治疗得很好，病人都慕名而来，外面医院诊断不了的病我们这里都能诊断。我们靠什么，固然有医师自己的经验，还有放射科的实力强，他们片子拍得好，超声波做得好，化验也准确，医生们才容易做出诊断。所以，医院和学校都很需要团队精神，现代医学讲求综合实力，需要大家的通力协作。我当院长的时候就很重视医院综合实力的提高，在医院里没有哪一科重要，哪一科不重要，只是有的科规模大一点，有的小一点罢了。团结协作的基础便是严谨，是我们上医精神、中山精神的根本所在。我本人从进上医求学开始，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也以这种精神为为人处世之本。

（采访整理：吴科荣、李一可、英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