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造就我的人生

复旦造就我的人生——范康年教授访谈录

第一排左十一为本人

范康年，男，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随即留校任教。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5月至2003年6月任复旦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主讲“物理化学”、“谱学导论”和“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应用”等多门课程。所著《物理化学》一书获1995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获宝钢教学奖，1997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庄长恭专项奖，2001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在1960年考大学的时候，复旦是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是很多学生向往的，但我当时没有把复旦作为我的第一志愿。这里有个小故事，我上的高中是五十二中学，这所学校是1956年新办的，我是1957年进校的，是第二届学生，学校吸引学生的地方就是运动场很大，过去上海的学校开展体育运动的条件较差，尤其是市中心的学校。此外当时也不怎么讲究名校或普通学校的，我初中是在向明中学上的，向明中学在上海是很有名的。我在向明中学时成绩也挺好的，但我没有留在那儿上高中。年轻人嘛，看到五十二中学体育运动条件比向明中学好，就去报考了。我在高中时的成绩相对是比较突出的，在高三毕业时学校里给我很多机会，但个人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希望念数学或物理，因为我数学和物理的成绩都比较好。

当时我有3个机会，一个是学校推荐我去当空军。我们两个班去体检，两轮后60多个人就我一个人合格被留下了。我就有很大的希望可以去当空军了，家里也支持，因为家里以后就不用负担我上学了，当时感觉当空军是很光荣的，我也很喜欢。但是后来3天的体检，可能是查到身体某个器官不符合当空军的标准，我在最后一天被退回来了，就这样我失去了第一个机会。同时因为我各方面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突出，所以有了第二个机会，就是留苏。而留苏也是要参考高考成绩的，所以同时参加了高考。我比较偏向工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在可能大家会说学工程物理是搞原子弹的，很苦的，不愿意去，可当时我们年轻人认为国家需要有人去搞，就要有人去学工程物理，那我们就去学。第二志愿是北京航空大学（当时叫北京航空学院），我想做不成飞行员，也可以设计飞机嘛！第三志愿才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按照我当时的考试成绩，留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刚好是1960年，中苏关系不好了，就决定不去前苏联了，已经到北京的同学就留在北京分配，还没去北京的，就留在当地的学校分配。而很奇怪的是，我们班大部分人的录取通知书都发了，不管成绩好的还是稍差一些的，从复旦到大专的都拿到了，就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老师也觉得奇怪。像现在高考要是觉得奇怪，可以到招办去问，而当时我们都是保密的，没有地方可以问的，通知书发给你，你就拿了，没拿到的哪儿也问不了。当时心里很急，印象很深的是9月6日全上海的高校要开学了，我直到9月3日才拿到录取通知书，但什么系都没写。像我这样留苏去不了留下来的人有一批，大概几十个，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是根据我们的高考成绩进行分配，高考成绩好的被分配到了复旦。我被分到复旦也很高兴，那也是我的志愿嘛。但是到了以后，发现谁到什么系都是组织安排好了，换系是没有可能的。当时一个人是物理二系的，相当于是工程物理系，他不想学那个的，他说他想学化学，我说我倒是想去物理二系，但这都是不行的，于是我就来到了化学系。

我读高中时，从1957年到1960年，实际上政治运动是比较多的，像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所以集体生活很多。我们当时是两个班，白天上课，晚上男生住在一间教室，女生住另一间。还有一部分住不下的，就住在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我们高三考大学前，老师也把学生集中起来，让大家住在学校里。我高中时基本就可以独立生活了，这种独立不是经济独立，是生活的独立。像我从念小学开始家就离学校很远，我上小学时要走半个小时；等到上初中，学校远了，要走三刻钟；上高中时，学校更远了，要走一个小时。父母给些车费，自己还省着车费，那时父母不给零用钱的，因为你远，就每天给一毛多的车费，倒两部车子。早上大部分时间是走的，除非晚了来不及了，晚上放学回来肯定是走的。有很多同学一起走，我是最远的。这样也造就了我比较独立的性格，所以到大学以后，也不会特别不适应。

化学系那时是五年制的，课程密度很大。讲的内容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新，因为现在所讲的内容是随着近年来发展加进去的，但是我们那时所讲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我们要用3年半的时间学基础。我进化学系后也比较高兴，因为当时有个专业是化学物理专业，是做什么的呢？火箭的燃料。我们7个班级挑两个班级，我被挑在这里面。当时念两年数学，念一年半物理。我们这两个班的学生为了加强数学，加强物理，化学是到二年级才开始念，所以我们这两个班级上课和其他5个班是不一样的。我们到两年级才开始念化学时，其他班级无机、分析都念完了，我们都很急。当时化学系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严志弦，他当时担任学校的教务长，五十几岁，已经不大讲课了。系里怕我们跟不上其他几个班，就请严先生来给我们上化学课，就是无机、分析和普化一起学。他上课从来不拿讲稿，最多有些数据记不清楚，会在口袋里放一张小条子。他来给我们讲了一年课，讲得很好。基本到两年级下，一年化学相当于人家两年学的化学，我们都学完了，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和他们的课都一样了。当时还有一位徐积功先生讲有机化学课也讲得很好，他是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

我五年本科，实际做了3年半的化学系学生会主席。我第一年下半年开始是做年级学生会主席，作了一年左右就调到系里做学生会主席，那时是二年级下。我做学生会主席时间是比较长的，一般都是两年一换届或是做到毕业，而我连续做了3年半，一直到了五年级下。当时参与很多学生工作和活动，这使我在组织协调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但在大学里入党，我算是“关门弟子”，就是说明天要毕业了，今天才发展我入党。我们8月18日宣布分配方案，8月17日，也可能是组织最后考验你一下，当然我工作能力也还算可以，业务也行，要看是不是和党同心同德，吃苦在前。当时我们分配，最艰苦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当时就是二机部、七机部，搞原子弹和火箭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很远的，在内蒙或者其他西部省份。但当时从我的角度我没想过留校，而是希望到这样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当然也是出于兴趣，就是家里反对，叫我千万不要去，但我说这是我应该报名的吧，毕业分配填志愿之时我就是报的这个，到二机部、七机部去。组织也没给我什么暗示，包括前一天我入党的时候，还表示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第二天，宣布我留校了。我家里很开心，但我想，怎么搞的，我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成。也可能当时去那里，我就一直在那里干了。这个改变对我是很大的，从考中学到考大学，我认为改变不会太大，我不在复旦也可能在清华等高校，进大学是没什么问题的。进了复旦对我影响大的是，因为进了复旦，我念了化学，在大学做了这么多年社会工作，回过头来看，大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毕业分配。当时是这样的，既然组织把我留下来了，我就在这个岗位上安安心心地干。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部分都是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干了30年，甚至40年，真正变动岗位的不太多。道理是组织让我在这里干我就干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文革”以前分配的，大部分在业务岗位，专业比较对口，所以不管中间要你干什么、下乡啊等等，但最后回来你还是干你的业务工作，许多人成了业务骨干。因此大部分人就退休在当初分配的岗位上，这个现象很普遍。

我是从1980年开始上课的，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是化学系上大课教师中最年轻的。我一开始就给本科生上大课，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本科生。当时我上课的特点，一是几乎不看讲义的，第二就是我就通过自己对教材的理解，争取和同学在上课时能有所交流。这是复旦两次送我去吉林大学进修，从唐敖庆先生那里学来的。所以严先生、唐先生、徐先生对我都有影响，这些也不是说某一个人对我全部一生有着什么影响，但是这些人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而且特别是这些老师在教育上的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确实是影响了我的。我1980年从吉林大学进修回来，主要是上课，研究工作还没有着手。后来1984年学校派我到美国去进修，学习回来以后才开始做研究工作。做研究工作以后我和邓景发老师有很多的合作，当时我们一起用理论化学研究解决催化的问题。

对我后来工作影响最大的两个老师，一个是邓景发老师，他对我说：“你要走自己的路，你进修回来了，不能老师做什么科研你就做什么，在老师那里学到东西以后，你要做自己的东西。”而他自己做研究工作是非常认真的，课又上得特别好。他1995年成为院士以后，照理说应该可以休息一下，但他还是天天把科研放在心上，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实验室。2001年，他年仅68岁就过世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虽然我是搞理论的，但要把邓老师的实验继续搞起来，他研究的群体、课题都要继续搞下去。现在我们的课题组，不但不比邓老师时规模小，人数还有增加，发表文章、科研经费都要更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强连庆，他在化学系做过总支书记，后来又做过复旦副校长。特别是1995年、1996年的时候，当时化学系的科研都排不上名次，发表论文都不行。大家都很有想法，怎么办？他说了一句话：“化学系只有范康年出来，还有点希望！”他对校领导这么讲，对一般人也这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做的话，你应该好好把化学系搞起来。当时有个矛盾：即使我每年多发点文章，多搞点科研，多培养几个学生，但是整个化学系垮下去的话，光靠个人单打独斗不行。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自己每年少发2篇文章，我要化学系每年多发20篇、200篇文章。我当系主任的7年是一直把这个想法贯彻始终的。现在化学系到底怎样，大家是有公认的，学校综合评比，化学系连续3年第一。

复旦改变我的人生，其实也可以说是复旦造就我的人生。在上大学之前，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是很不成熟的，是很幼稚的。实际上是复旦造就了我，所以我也把我的一生献给了复旦。像我这样，从进复旦学习，然后留校工作直到退休，把自己一生都献给复旦的人非常非常多。我做博士生导师，到60岁还没有退休。所以复旦的发展凝结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的力量。我从17岁到现在62岁，45年的时间都在复旦，在这中间我真正离开复旦就是到吉林大学进修了3年，到美国进修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到日本进修了1年多。

我没日没夜地在复旦工作，我的儿子们都知道，包括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到夜里去医院看的时候都已经生好了，一个病房二十几个床，我是最后一个去看孩子的爸爸，到快关门的时候才去。孩子小的时候，爸爸要么出国了，要么在复旦工作，这也是一种潜移默化，后来我两个儿子也考进复旦了，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高兴的事情。现在我才几岁的孙子都满口说：“我一定考复旦大学”，有时礼拜六、礼拜天我在学校做实验，家里人会带他来玩，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但人家一问：“你准备考什么大学？”他就说：“我要考复旦大学！”“考得取吗？”“当然考得取啊！”

（采访整理：韩阳、陈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