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的人生

不倦地学问　无愧的人生——王吉耀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王吉耀，女，1944年生。1967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获原上海医科大学消化专业医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加拿大Mc Master大学临床流行病科学硕士学位。

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主任、复旦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培训中心/循证医学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分会主任委员。

我生长在一个医学世家，从小耳闻目染，特别是我的母亲和舅舅对我影响很大。舅舅董承琅是《实用心脏病学》的第一任主编，他1924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回国后创建了我国的心血管病学科，1991年因他对我国心血管领域作出的贡献，获得国际心血管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母亲是妇产科主任，夜间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碰到产科急诊，立即就奔赴医院，她从没有休假，她工作至死都没能完成去北京旅游的愿望。小时候受家庭环境熏陶，我毕生的信念就是做一名医生，所以当时我就报考了上医。进入上医后，我努力学习，想当一名好医生。半年以后被同学选为副班长，一年以后做了班长、团支部副书记，一直到毕业。在学校里我每年都被评为“五好团员”、“三好学生”，我大学里所有的成绩全都是满分。1966年我在华山医院实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习就停止了，被安排回上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半年后，看到两派打来打去，就想我们毕业后是要去看病的，就和几个同学自己在虹口区联系了一家医院，把剩下的科目都实习完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多学点东西，当一名能为病人治病的医生。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四川的一个山区县。当时，一起分到那里的学生都参加“五七”干校的劳动，由于我表现比较好、能吃苦，所以后来就把我分在县医院。我在那里工作了10年，我觉得在那里就是要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很卖力。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机会考研究生，但是我非常好学，有的时候有上级医院医生来会诊，不管他专长什么，我都会去跟着他学；我自己还会买些书来看，看了书再去给老百姓看病；我还当过外科医生开刀，反正就是说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们当时对老百姓也很好，患“百日咳”的小孩吃的药很苦，糖很难买到，我把从上海带去的糖都给了他们，和着药吃；医院没有心电图机器，如果需要做心电图，需翻山越岭到地区医院去，我就到上海买了心电图机帮他们做心电图。后来，我就在那里成家，我的先生也是我的同学，一起去的，之后又生了两个小孩。县医院冬天空闲的时候，大家围着火炉一起烤火聊天，那边叫摆龙门阵，上海叫谈山海经，我就到旁边一个没有火烤的小屋子里面去看书。所以当考研的机会来了时，我第一年就考上了。

我回沪之后就在消化科做研究生，也是很努力的。我那时的感觉就像海绵吸水，就想回来之后多长点知识，多学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10年来，虽然自己学，但是没有人教你的，而现在有这样好的环境，这样好的老师，一定要珍惜这机会好好学习。回想起来，在四川农村医院工作的10年是没有白过的，经过那段时间的磨练，以后再碰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不会觉得是无法克服的。当时我做研究生时，做实验要用鸡，我就自己跑到郊区农场去买，买回来之后就养在科学院里，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过去抽血，但是自己没有觉得有多么苦，只是想要多学点东西。临近分配时，九月份我第一个答辩完，要一月份才分配，我想多学点看病的本事，于是自己要求到心脏科去做住院医生。后来留下来，我并没有觉得这样就万事大吉了，我还是非常努力。虽然我带着两个孩子，我的爱人也没有调回来，我又要上班，很辛苦，我常常在下班后拿了两个冷馒头就跑到上医去听英语。后来我通过了WHO的选拔考试，又得到世界银行的赞助到加拿大留学，学习临床流行病学。留学完后我就回国了，之后的发展就比较快了，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的位置。

我是在1986年7月1日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入党的。当时我们的留学生党支部共有30多人，经过1年多的朝夕相处，每个人的优缺点一目了然。怀着自参加少先队以后对党的向往和对共产主义坚实的信念以及孜孜不倦的努力，我终于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感到十分的激动和光荣，虽然当时有些党员留学生为了能留在加拿大隐瞒了自己是党员的真相，但是我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因此就是在国外留学期间也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最终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永葆党员的先进性这是我入党近20年来为之不断努力的目标。不管在什么场合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党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应该脚踏实地，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包括对病人的医疗、对学生的培养、在科研上攻克一个个难关、攀登医学科学的高峰，以及对科室管理和与同事的相处等等。

我是很喜欢上医的，上医很严谨，学风很好。如果要问印象比较深的老师，首先是我的导师朱无难教授，他是非常严谨的，我的论文他会逐字逐句地帮我改，我刚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会亲自带我去图书馆找书，他的严谨导致我对我的学生也很严谨。总之，师从朱无难教授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点，从此我跨入了消化领域，他丰富的临床经验、清晰的思路、严谨的治学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我在医学院读书时对生理教研室的萧俊老师，还有姚泰、贾瑞菊老师，印象比较深刻。到了临床后，我在华山上临床课，那些老教授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如心血管的戴瑞鸿老师、消化的朱宝荣老师、血液的丁训杰老师，都是名师，又有风度又讲得好。

我1985年到加拿大留学，当时学的是临床流行病学，人家并不看好这门学科，曾经有一个医生对我说：你大概是为了出国才出国吧，你应该去学消化。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比较新，以后一定会有用的。在加拿大Mc Master大学学习临床流行病学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那里师从循证医学创始人Sackett医生，不仅使我找到了打开医学研究领域大门的钥匙，而且使我懂得作为一个医生，一定要既从事微观、又从事宏观研究才行，他教会了我如何开展临床科研，同时还启示我用循证医学的观点去解决临床问题。告诉我们，怎么样给病人最好的治疗，怎么样和病人沟通，这些都是我在那里学到的。那段时间的学习，为我以后进入临床流行病和循证医学领域，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创建和带头人之一打下了基础，也为今后国际交流打下了基础。临床科研道路上的起步的确十分困难，我在1986年12月以后的10年中发表的论文大多是临床科研，包括病因研究、诊断学试验评价、临床随机试验对疗效的考核、预后因素分析、经济学分析等。这段时间在国际流行病杂志上分别发表的“上海甲肝暴发流行的危险因素调查”和“上海工厂溃疡病危险因素调查”两篇文章均是在做好医院临床工作的同时，抽出业余时间到工厂去收集资料，给工厂保健医生讲课，在他们的配合下才完成的。新的科研思路、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旦与课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丰硕的成果，“无创伤同位素检查门脉血流及压力”的课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有关文章在国外发表并获得科技成果奖。1993年开始指导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生，其发表的论文开创了我国消化界运用经济学分析评价疗效之先河，文章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并在国际杂志上发表。

在1995年成为博士生指导导师后，我们的科研方向逐渐集中到用分子生物学方法防治肝纤维化方面。汤钊猷院士曾经教导的“要去摘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果子”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1996年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成功的秘诀。在随后连续几年里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使我们的研究逐渐深入并获得成功。

作为消化学科的带头人，我也非常重视学科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好是没有用的，一定要一批人，才能做好事情，我下面的医生都是很好的，应该早日把他们培养出来。我首先在政治上启发、引导身边的年轻医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帮助、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也经常和我的学生说，也许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想做的，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就一定要热爱它。如果你不热爱它，你就做不好。其次在实际的医、教、研实践中注重培养、锻炼青年医师，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放手信任他们，通过给他们压担子、分任务，让他们有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如尽可能多地给予他们更多机会讲课，参加国内外会议，执笔参与专业书籍的编写等，从而使青年医学人才得以迅速健康成长。我还坚持利用出国开会、讲课机会加强与国外著名学科和专家的联系、合作，争取多渠道让青年医师出国进修。近几年来通过我联系送出国培养的年轻医生已有10多人，分别赴美国、德国、瑞典、法国、中国香港等地学习肝病、内镜治疗、炎症性肠病、消化道激素等科研和临床技能，并与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生2名。对于一些较长期在外进修的青年人才，我也从未停止对他们的关心，平时一直保持与他们通信或E‐mail上的往来，了解他们的近况，传达医院科室对他们的关心以及期望，即使他们身处异乡也能了解来自故乡的信息，感受来自故乡的关怀。即便在国外开会，无论行程如何匆忙，我也会到有关出国进修人员的驻地，亲身了解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情况，为吸引这些青年才俊回国效力创造条件，通过事业留人、工作留人、感情留人。

我在人生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诊治一个病人是为一个家庭服务，而培养一群合格的医学人才则是为社会、为更广大人群服务。我一个人再努力，最多在我国多了一名医学专家，而医学教育，尤其像在我们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医学精英教育可以造就一批医学专家，因此，我以全心全意培养高级医学人才作为自己的事业，把培养和鼓励学生成才作为自己的使命。其实，一边工作，一边带学生，我觉得是苦中带乐。譬如说我给同学们上课，备课都是很仔细的，我从不因为以往上过这堂课而草草了事。对待每一次上课，我都做好充分准备，不仅介绍书本上的内容，更介绍最新进展，通过具体的临床实例、各种多媒体教学工具使学生在听课时不仅有兴趣，更有问题，通过培养学生临床思维的教学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内科系主任，我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广泛地征求意见提出了缩短大课教学、开展床边教学的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在“统一教材、统一师资、统一试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为提高内科学教学质量，我依据教学新要求，重新修订了《内科学教学大纲》。担任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全国七年制统编教材内科学主编后，为进一步作好七年制内科学教学，我又主编出版了《现代内科学——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高级内科学精要（英文版）》、《内科学试题与题解》以及《内科双语学习》等教学专著，最近刚完成全国统编教材《八年制内科学》的主编工作，我们内科学系也申请到了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

我把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写在我论文集的扉页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应该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从我读书的时候开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句话我就一直把它记在心里。我觉得一个人生在世界上，真的是要问“我为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为人类留下了些什么东西”，这就是支撑我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力量。

对我而言，最成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做了医生，因为我觉得我救了很多病人的性命。现在我的专家门诊，病人都要提前排队挂号，很多病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有些病人看好了又会对其他病人宣传。一定要说哪一件事情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打动我，我还真的说不上来，反正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做的吧。我对其他医生都会讲：你要把病人看成你的兄弟、姐妹、父母，这样你就会希望马上将他的病诊断出来，马上得到好的治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晚期肿瘤病人，有些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对前两个病人还问问病情，到了这个病人因为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就走过去不问了。我说这不行的，你起码还得给他讲两句吧，问问他也是应该的，否则人家会想，我这个人是真的没有救啦，你从心理上要给他一点安慰吧，现在你不做到家，就会有一些纠纷。有时候我们医生只要多去看看病人，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深入病房，加强与患者进行沟通和情感交流，以进一步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也取得病家对医生工作的理解，建立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做好一个医生是十分重要的。

遗憾的事情也有很多，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看书，但是没有时间。我就说自己什么时候生病什么时候看，但是生病的时候，我的学生拿来录像，我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动了。小说、电影、电视剧我都没有时间看，因为晚上要写东西、发E‐mail，但是有时候到了礼拜天，我也会偶尔和我的先生一起去看电影、吃顿饭。“五一”节我和他两个人到佘山玩了一次，家里面也是要有一定的乐趣的。遗憾的就是给家里的时间太少，给自己的时间太少。

上医的精神我认为就是：严谨、团结、博爱和不断进取。作为一个医生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是要对病人有爱心和同情心；还有一个就是要勤勉、要刻苦，这也是很重要的。只要有了不怕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及严谨踏实的科学作风，才能够勇往直前探索科学真谛。

（采访整理：吴科荣、龙琦琦、夏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