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精彩十五年

人生精彩十五年——林志新校友访谈录

本人近照

林志新，男，1947年1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专业毕业，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病毒学专业攻读研究生学位，师从我国著名植物病毒学家王鸣歧教授。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到1988年在复旦大学病毒学研究室工作。1988年赴上海交通大学工作至今。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微生物学会、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市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主要从事微生物代谢与核酸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曾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是1963年入学的。当时我们这些上海同学都不太愿意考到外地去，都希望能在上海上学，因此，毫无疑问复旦就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复旦的理科是很强的，复旦的生物学也是最好的，学习生物科学也是我的最高理想。我们这届生物系招收6个专业：生物化学、生物物理、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和人类学。我读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当时叫做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专业，这是我神往的专业，至今仍令我着迷。

起初3年的学生生活非常平静，遨游在深奥的科学世界里。1966年，“文革”开始了，接下来的两年多校园生活却给我留下了阴暗灰色的记忆。前3年确实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深深体会到复旦的特色光彩，如学生的学风、教师的风采、优越的学习环境等。“文革”影响了整个中国，也破坏了复旦校园，到1968年12月毕业时，我们几乎都想迫切逃离这个地方。毕业后我到过军垦农场，也在中学里教过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我有几位同学考上了，1979年，我也通过了考研，又回到复旦继续学习。起初我对“文革”的回忆还有点后怕，但当我回到复旦时，一切都开始恢复了，复旦还是复旦，谁也改变不了日月之光华。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复旦生物系工作到1988年，前后加起来我在复旦的时间共15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在复旦度过的。可以说，复旦对我的一生，无论是从教育或是人格及知识的形成，还是对以后的人生道路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清楚记得复旦有一批非常有水平的老师，讲课也非常精彩，那时候给我们本科生授课的都是最好的教师，有的还是教授、系主任。我们生物化学专业比较重视化学类课程，化学系的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有机化学的徐积功老师、有机化学的丁新腾老师、物理化学的骆薇薇老师等等。他们讲课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敬业，他们最早在我心目中树立了大学教师的崇高形象。有些权威教授讲起课来非常认真，他们不仅教授我们课程，更教会我们学习方法，也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榜样。我现在自己上课有时觉得就是在学习他们，甚至模仿他们。我们生物系也有这样一批老师，如讲生化的沈仁权教授和讲微生物学的周德庆老师等。此外，复旦的物理课和数学课对我来说都是终身受用，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现在自己感觉在很多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与在复旦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另外，我觉得复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强大的文科使得校园人文气息特别浓厚，我那时常常去听一些文科讲座，如哲学系的佛学讲座，还有基督教史、西方文化史等，这样知识面就比较广，文理相通，相得益彰。

我觉得复旦的学术风气很好，比如在复旦的学术报告，常常座无虚席，从教授、名人到普通学生都踊跃参与。这就是一个学校的学术氛围，我一直觉得复旦的这个传统很好。另外，我觉得复旦也确实培养了一种自信心，也可以说是一种优越感，当然也不是那种傲慢的优越感。在当今竞争的社会中，这是需要的。知识面和自信心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比较有利，复旦的学生在方方面面都会站得住脚，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几年复旦的生命学科培养了很多人才，在国内外的重要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复旦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音乐、戏剧、舞蹈的社团活动，还包括体育运动，我当时参加了话剧团。到现在我也非常喜欢音乐、戏剧，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流行的。现在，一些学生的活动我也会参加，这些与复旦校园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

在本科阶段，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当时的生活氛围是比较沉闷的。讲个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如果在学校里吃零食，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贪图享受的思想，因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挨饿呢”，所以晚上饿了，只能偷偷跑到五角场去吃馄饨和面条。但是晚上学校的边门不开，为了不走冤枉路，我们就在那个国定路角的篱笆上挖了一个洞，那片小树林里有一条路，我们把它叫做“胡志明小道”，其实出去吃馄饨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1963年是自然灾害的后期，食堂每天都只有一个菜——南瓜，有些不满的同学就在食堂外面写了“南瓜大学”四个大字。这些往事对于今天的复旦同学来讲，恐怕就匪夷所思了。

我的本科同学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了30多年，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研究生同学绝大部分都出国了，相当多的至今还在国外，但我觉得出国潮的情况也在改变，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是密切相关的。前些年因为中外差距很大，国外很先进，一方面当然是学术研究水平很高，这个是肯定的；另一方面国外经济发达，收入状况与生活条件与国内差距都很大，当然吸引了很多人去。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了多种选择。也许以前我们学生物的选择不是很多，因为国内生物科学技术的产业化水平还不高，但是情况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学生物的状况越来越好了，发展前途越来越好了，怪不得那么多优秀学生选择了生命科学专业。

复旦生物学科有好的传统、有强的实力。前几年优秀人才出国不少、人才流失，留下来努力奋斗的人，差不多都是我老师一辈的。这几年情况改变了，不少学子学业有成，回报母校了。回来的新生力量都是很优秀、很能干的人。归去来兮，复旦就是有这个能力招揽并留住人才。现在在国外还有一批复旦学子，都是学科前沿的佼佼者；复旦的生命学科的教学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传统，在教育界更有很高的声望。生命科学学院乔守怡教授不仅遗传学讲得很好，还是生物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在国内教育界具有影响力。从学术上讲，复旦有一个很自由的学术氛围，各位教授都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很自由。复旦的学术氛围是各界所称道的。学术第一，教授做主，这是很好的传统，是应该发扬光大的，这就是复旦的主要特色。

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做一些科学研究，这几年做管理比较多一点。目前我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执行院长，整个学院的发展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每天都要处理各种事情，但是我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教学上。30多年来作为教师，我一直在为学生上课，从未中断，看来这一辈子是要将教学进行到底了。在复旦读书的时候，那批优秀教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应该学习他们、追随他们。同学们也喜欢我上课，有很好的反响，有很好的互动。所以，我也乐在其中。

母校复旦大学度过了光辉灿烂的100年。不胜荣幸，其中也包含了我在复旦的人生精彩15年！

（采访整理：杨晓飞、任雁、徐佳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