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药化专业毕业

悠然处事　踏实人生——叶德泳教授访谈录

晨读

叶德泳，男，1982年1月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专业本科毕业，现任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1982年2月起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任助教。1987年8月上海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8月起在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现复旦大学药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参编教材和专著6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育才奖。

我是1978年春天进的上医大。高考我的化学考得比较好，觉得被化学制药专业录取的可能性大一些，就填报了这个志愿。其实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当时对药物化学一无所知，不过现在我不后悔，并庆幸作了这个选择。

那时正值“文革”后国家教育事业恢复，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同学们读书都很刻苦，都想把“文革”中浪费掉的时光补回来。我的中小学阶段是被荒废的，几乎没好好学过知识，每天就读些毛泽东语录而已。因为高等教育停顿了多年，所以我们班同学互相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有比我小的，也有差不多要大我10岁的，我属于在中间的。

我们连教科书也没有，仅有的几本“文革”以前工农兵大学生的课本，也早被动作快的同学借光了。大多数人只有靠上课抄笔记，老师不停地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下面不停地抄。像上英语课，就抄被动语态等一些语法的定义、例句，然后老师读一个英文单词，我们跟着读一个，完全像小学生一样。我认识字母，被分到了快班，很多同学连ABC都不识，就被分在慢班。

老师也10多年没教书了，上课不太熟练，会紧张，记得一个老师曾经被问哭了，因为我们的问题他答不出。那时的学生非常求知若渴，老师课余也会在寝室给我们补补课。很多老师“文革”中也荒废了业务，加上缺乏教材，我们自己的基础也差，学习水平可能只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但同学们都是很刻苦的。

那时的实验条件差一些，现在实验桌上有的一些东西我们那时都没有，没有铁架台就用砖头垫着。实验课蛮多的，几乎占了总课时的五分之二，不像现在的学生可能半个学期都不用做实验。

我们班一共60个人，大家至今仍有来往。很多同学在国外工作，留在上医的不多，刚毕业时还有10个，现在只剩下我1个了。两年前的毕业20周年同学会，一半以上同学都到了。可见我们对母校的感情之深。

当时药化专业称为化学制药，四年学制。1982年我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去了中医药大学。但我在中医大的化学教研室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工作时，常常闲得无聊，想跟随前辈做些研究，却没处找去。上班没事可干，我就帮着物理化学教研室做实验，帮药理的研究生做试验，甚至一天拖两回地板。上医大的学术氛围好，所以又想回上医，于是考了研究生。

我的第一志愿是天然药化专业，并且分数排在第一，但第二名的考生，是在职的上医助教，他要是没被这个专业录取，其他的也上不了，所以他的教研室主任就找我商量，让我转个专业，这样他也有机会。我同意了，去了有机化学，其实我最喜欢的不是这个，还是偏爱天然药化。

研究药化常会费无用功，不像其他学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验结果往往未必是你想要的，而最大的困难还是实验条件不好。有一个实验我是通过HPLC来测定反应动力学。以现在的条件大概花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了，但我做了整整两年。实验中仪器坏了拿去修，一修要一个月，修好了，刚刚用了几天又坏了。我前面做的化学反应就是放在冰箱里也保存不了很久，全部报废，再从头来，就这样，用了两年才完成。现在条件好多了，一些解不了的化合物都可以由比较高级的HPLC分离出来，还能用NMR和MS等解析出结构。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接触到一种反应现象，美国的一个著名化学家叫道林的对此也很感兴趣，但解释不了。我想通过物理有机化学去证明它，研究了很久还是一个普通的Sn1＋Sn2的反应，我就想怎么办。后来我用数学公式推导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个新的求导公式，去证实Sn1和Sn2的回合。用数学方法为那个实验的结果建立了模型，那样就可以用精确定量的方法来解释，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我搞出来之后好像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自己比较满意，还以此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研究生一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那时有机化学教研室差不多有20位教学老师，上课还轮不到我。我就找教研室主任说，让我试着一次上一节课。开始是上一节、两节，反映还可以，就这样逐步把一门课都上下来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从1987年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

1991年的时候我被公派去意大利进修，之前先到北京集中培训了一年，学习意大利语。当时和我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有来自全国各个学科的30个人，但到我那个进修的佩鲁贾大学就我一个。那个学校在意大利比较名列前茅，很古老，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其所在的城市是个只有13万人的小山城。表面上看开放程度不是很大，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现代化，还保留着很多中世纪的生活习惯，人们都很安逸，但大学的设施还是挺先进的。到那边去学习的好处是，他们的学术氛围更自由，学术交流的理念更开放。另外在意大利，研究工作的强度和国内差不多，不必像在美国和日本那样拼命干。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拼了命的，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但没过多久就得了胃病，痛得非常厉害。后来想想还是身体要紧，就没敢再那么拼命了。

经过这么些年的教书生涯，我的教育观念有过一点一点的改变，但转变并不大。比如上有机化学课，如果我胆子够大的话就应该考我上课没讲过的东西，这个才是改革。考课外相关书本杂志上的知识，这就要逼着学生们上图书馆去找资料，主动学习。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大学教育的方式，但是我没有这样弄，学生考砸了我该怎么应付？好多人不及格，他们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所以还是考上课的东西。

我带过很多学生，那些活动能力强的会给我比较深的印象，成绩倒不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其实有些考七八十分的学生也可能很出色。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很想叫同学们来研究一下。看看现在比较成功的校友，比如搞了公司的，或者科研上有成果的，比对他大学的成绩，在班里是排第几的，找找其中的关系。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有所启迪，我们不能一味单纯地要求学生埋头读书。

大学生也应该利用课余时间，多注重些能力素质上的培养。知识是大学学习的一个方面，但要在社会上立足，能力更重要。很多东西在脱离了大学以后可能就来不及学，也享受不到大学的研究性学习的氛围，所以要好好珍惜在校园里的时光。

我也有些遗憾的事情。最初没能如愿以偿而去学了有机化学，后来在学科研究上，美国、日本的药物化学是最先进的，而我去了意大利，当然也学到了一些新药开发的知识，但没能进意大利的制药公司看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不好，吃了很多苦，所以对我在国外的选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回国后研究的延续性，我态度比较保守，选了一个实验条件要求不高的研究课题，这样回来以后凭国内的条件也能做，否则在国外学的那些都白费了。而现在如果你有途径能够学到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可以申请基金，可以要求学校给予支持，有充分的选择机会，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今科教兴国，相关政策配套齐全，国家和大学都很愿意在教育科研上大量投入。如果现在再派我出去进修，我一定要学一个最新、最尖端、国内没有的技术，对国内研究要具有开拓意义。

如今我担任那些职务，其实称不上什么事业有成。我很少刻意地想去达到一些人生目标，这些年都是顺其自然，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走来的。也许我不算是富有自我挑战精神的人吧，性格比较稳健，不太尝试一些超乎自己想象、超乎自己力量的发展方向，凡事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比如我考研究生，因为有把握才去考的，准备的过程中就没有太大的生理抗拒和心理压力，觉得以我的水平应该能考上的。而作为本科毕业生直接去攻读博士，这种不着边际的事情，我就不会考虑。虽然有时候在研究上攻克困难后，确实有一种胜利感，但对于人生规划，通常我还是觉得应该去拿那些伸手可及的东西。

现在总是感觉很忙，越忙又越是觉得时间快，过一个学期就好像过一个月似的，一晃又要放假了。原来我每天的事情每天干完，而现在都不可能做到。其实我不太适应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生活，可见我的领导能力不是很好，时间都排不过来。那种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凡事都井井有条，一切都安排好，那才叫出色。但无论怎样，我总归还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上海医科大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学府，每当别人谈起上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油然而生自豪感。我在上医那么多年，也备受其优良学风的熏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所以上医大的学生都很能静下心来干事，又有学问。很多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里都说，上医大毕业出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复旦在上海可算是最有影响力的高校。在上医和复旦合并之前，上医考虑过是并给复旦好呢还是交大好。那时复旦也在考虑要我们还是二医。我认为复旦和上医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办校宗旨和校风就很相似。以前上医的校训是“严谨、求实”，而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它们的核心含义都是要求老老实实做学问。最后并校一事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拍的板，但两校之间本来就有些相互吸引和共同之处吧。

与复旦并校对上医是个很大的新挑战。上医作为单科性学校，和复旦还是有些差别的。复旦作为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舞台更大、更丰富，师生的知识面更宽、眼界更广，所以复旦出了很多能人。而上医就是师傅带徒弟，一辈传一辈的，比较封闭，比较清高。从大学教育的角度来说，还是复旦那种开放、自由的氛围更好一些。

现在复旦本部和医学院的校区分开太远，校区之间交流不便，这对大学的发展和学生培养是个致命伤。但上医在合并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各类建设、硬件条件的改善确实超过了以往的任何5年，对未来建设的投入也将会更多，这对医学院将来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采访整理：章佳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