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科大学免疫学系毕业

学会工作　学会生活——储以微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储以微，女，1983～1989年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读本科，1991～1994年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何球藻教授。1995～199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

曾在Cancer Center of Oregon Health Science Univ．USA访问学者、访问教授。兼职中国免疫学会终身会员，上海市免疫学会理事、会员，AACR Membership，美国《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编委等。参编的著作Tumor Immunology and Cancer Vaccines USA（2004）、主编《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2003年）等。

我高中是在上海市重点复兴中学读的，品学兼优，多次获得上海市、校优秀学生称号，高考前获保送交大资格。恰在那时，德高望重的爷爷身患肿瘤，认为家族中特级教师辈出，却没有一名医生，建议行医。因此，临填志愿前放弃保送，改填上海医科大学，成为医疗系的一名学生。

当时的医学生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多学知识，做一名医生。每位同学都非常刻苦，课堂上认真听讲，晚自习教室座无虚席，有两个是通宵教室，需要提前占位。尤其是考试前，穿着军大衣、抱着热水袋通宵达旦学习的同学比比皆是。学到解剖课时，女同学的胆子也练大了，经常晚上独自前往解剖教室在福尔马林处理过的尸体上寻找肌肉、血管和神经；药理学习中，对着枯燥的药理学内容反复背诵；临床实习时，轮到有胸穿、腰穿、骨穿等机会争先恐后，缝针、换药等更是义不容辞，那时换药杯少，去晚了就没有了，有同学清晨6点钟即去病房做准备工作，更有甚者，前一天半夜就开始准备了，足见重视程度。那时是真正学到了不少本领。学习效果的最终评价是成绩考核，关系到分配的医院及科室，因此，大家都非常重视，学习氛围相当浓厚。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与高中不同的学习方法，即在理解基础上的记忆，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提问、学会了归纳、学会了整理，总之，独立学习、不死记硬背是最重要的。

当然，除了学习外，娱乐也是学生时代的必要生活内容。那时的课余活动虽然没有现在的时髦，更没有许多的花前月下，但也是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最流行的是跳“集体舞”和“交谊舞”，那个热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学校体育馆每周末都有交谊舞会，一票难求，遇到圣诞或元旦，体育馆门外人山人海，索性在篮球操场开展集体舞，整齐划一的动作好像广播操比赛。我那时除了担任班长的工作外，还是校学生会文艺骨干。学校买了一台电子琴，是“两层楼”的雅玛哈，特别贵，要1万多块，因为我以前有弹琴的基础，学校就从上海音乐学院为我请了位老师来教我弹电子琴，在校艺术团演奏表演、为舞会伴奏、为各种合唱比赛伴奏，也算一个不小的明星，现在还有很多部门的老师因为我既拉手风琴、又弹电子琴而认识我。在学生时代，我就与许多著名的教授合作，如原医科大学校长姚泰教授任指挥、我伴奏的合唱比赛就给观众留下了非常好的评价和深刻的印象。我也因此结交了许多优秀的师长，他们也是活跃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成为附属医院的院长。

大学毕业前夕，根据学习成绩及综合测评，我获取免试直升研究生资格，再三衡量，放弃了临床专业，最终选择了免疫学系基础专业。按照当时学校对免试研究生的规定是需要先做两年学生工作的，因此，我担任了两年的医学院团委书记及学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并且做了一届毕业班学生的班主任，和同学打成一片，积累了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为以后攻读研究生期间担任党支部书记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何球藻教授，他是我校免疫学教研室成立后的第一届主任，曾任中国免疫学会的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多种专业杂志的编委等职务，在免疫学界德高望重。何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严谨、严格要求的导师，是原上医典型的老一辈科学家，从他那儿，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是学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刻苦钻研、奉献精神，受益匪浅。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肿瘤免疫，研究生期间的出色表现使得我毕业后即获推荐并通过面试，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一步深造，3年后回国，继续在免疫学系开展教学和科研，并作为访问教授于2003年再次出国。

第一段留学经历让我变得大胆。其实我以前也没有这么大胆，没有这么流利地可以面对陌生人谈自己很多的想法。美国人非常注重talk，非常注重你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觉得，除了学术上以外，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他们比较大胆。第三，他们直截了当，可以、不可以，不像我们特别含蓄。当然我不是说含蓄不好，我们在含蓄过程当中，对自己要和不要的各方面还是需要直接表达。另外，国外的培养也锻炼了我在各种场合的学术研讨会中勇于提问。第一次参加国际免疫学研讨会时，我有一个poster和short presentation，当时非常紧张，看见有人站在我的板报前，就远远躲开，由我的指导老师回答他们的提问；做完口头发言后，没有听清提问，就走下台了。但在以后的实验室lab meeting中，我发现每一位同事都积极提问，并争取汇报的机会，他们认为这是展示自己在专业知识能力方面的很好舞台，同时也是听取同行对自己工作的建议和评价的绝好机会，没有人会在乎提问的人，在乎的是问题本身。因此，我积极准备每次的lab meeting，并在会上积极提问，不管是大型的研讨会，还是小型的汇报会，我都养成了提问的习惯。这样，就对自己提出了要求，第一是要熟悉免疫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有问题可提；第二是要不断锻炼自己的听力，紧跟演讲者的思路，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要害，使演讲者确实认为你是这一方面的同行，互相钦佩。由于在国内外会议上的出色提问，我受到了同行专家的赞扬，并和同行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从中进一步打开了研究工作局面。我觉得表达能力这一点，也是科研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

总结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我觉得学习应该有一个沟通、有一个互动，我反对填鸭式教学。我们系从2000年开始最早在医学院开展problem based learning和problem based teaching，我们就叫PBL、PBT的教学模式。我们请外教传授经验，针对一个疾病，展开一个免疫学的讨论，在同学中引起很好的反响。我觉得互动才能提高，一个是提高兴趣，第二个是提高理解力。尤其是对免疫学，它是一个功能性学科，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不像形态学的学科，必须通过背诵才能使基本功扎实。今后，若小班教学，我还想尝试round table学习方法。在国外我旁听本科生的advancing immunology课程，每位同学都非常的投入，学生可以提任何问题，而没有感到任何的难为情，不懂就是不懂，我不懂我才来上课的；对于学生提出的非常简单的问题，老师均予以耐心解答。同时我觉得师生互相交流很好，学生可以给我很多启示，有很多我也是原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但是经学生从不懂的这个角度问，有的时候就会启发我走另外一个思考途径，产生一些新的科研“火花”出来。

免疫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新的学科，免疫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它像扑克牌中的“大王”，放到哪里都有用，每一门学科在讲解中都会讲到免疫，因此，它的广泛应用决定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学的免疫学理论和我在研究生期间的讲授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所以，这就需要时时更新、时时充电，才不至于在这个领域中落伍。在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中，我每年定要进行新的教案准备，做到心中有底，尤其是在讲解一些本科生的选修课和博士生课程时，我已经尝试课前给学生一篇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文献，课堂上讲解该文为何要做这个课题，通过何种先进的实验方法一层一层地解决问题，最终发现一个新的现象或机制，所以有资格在优秀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种讲课方式在本科生选修课和博士生课程中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比单纯讲解理论内容生动、易懂，有很大帮助。我认为现在学生的思维较之以前有很大提高，视野开阔、英文综合水平高，因此，进行英语教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对于复旦这样的一流大学，完全可以开展纯英语教学。

对于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在读的研究生，我觉得lab meeting和journal club相当重要，这是大家广泛获取知识的来源。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一个人看的文献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部看，有了这个知识平台，你就可以开阔视野，并且能学到很多具体的实验方法。因此，在这一方面，我非常重视以身作则，我带头做了journal club和lab meeting，提供了一种模式，学生就以我的样板做下去，至今获得了相当的效果，专业英语及口语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学生积极性提高，勇于提问，善于思考，防止在研究过程中走弯路。每个星期四晚上，我总是参加研究生的这项活动，我并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其实我在当中也获取了，我可以少看一篇重要的文献，我可以从他的演讲破绽当中知道我以后讲课要怎样重点地给大家做介绍。另外，针对现在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相对较差的问题，我就规范实验操作，手把手地进行一些技术指导，从最简单的取脾脏、取淋巴结、肿瘤细胞、打小鼠，到相对复杂的流式细胞仪操作及分析，均亲自指教一遍，这样可以通过检查他们的实验数据，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这门技术。

我觉得教育学生是一项很重的责任，由于这个时代的学生都是在父母过于“呵护”的环境下成长的，心理相对脆弱，承受挫折和打击的能力较差，所以需要引导，在紧张工作之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学会工作、学会生活。我在国外工作时经常随实验小组在happy hour去酒吧放松心情、海阔天空，在很放松的情况下谈科研，既学习了国外的日常生活、社交，又得到了科研上的启迪，可谓一举两得。在国内，工作紧张之余，我会弹一会钢琴，放松心情。所以，我较注重和学生谈心，进行思想和生活上的交流，鼓励他们有多种爱好，培养他们除了科研以外的社交和多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团队合作精神，为今后踏入社会作铺垫。在美国，一些科学家的爱好非常广泛，丹佛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机场，尤其可以托运滑雪板，很多免疫学家都是带着滑雪板去的，开完会就去滑雪，他们很享受生活，也很会工作，这一点是挺好的。

我的先生是心外科教授，是原上海医学院石美鑫教授的博士生、关门弟子。我们相识于我在外科临床实习阶段，他渊博的知识和灵巧的双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同时在美国进修，他在那儿工作出色，积累了3 000多例的手术临床经验，回国后，在国内冠心病手术治疗方面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是全国著名的心外科专家。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非常爱她，但是决不宠她，也不主张盲目地学习各种技能。我们认为孩子健康第一，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其次热爱大自然，要勇敢，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学会生存、与人交流的能力，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是一个铁杆的、执著的医学研究工作者，从1983年进入上医至今，已有22个春秋在此度过，对此我庆幸当初的选择，并将无怨无悔地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为人类战胜疾病贡献力量。

（采访整理：童琳、王彦琰、贾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