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精神的重建(1)
当我们一提到精神一词，似乎总觉得是很虚无的东西，常常为一些人所忽视。什么是精神？唯物主义者认为，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活动状态。由于人的意识是客观物质存在的反映，所以归根到底，人的精神也是物质存在的特殊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大而言之，一个民族或国家，应当有其自己的精神，这就是民族魂或国魂；小而言之，一个大学和一个企业也应当有自己的精神，这就是大学精神和企业精神。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文明古国唯一香火不断沿袭至今的伟大民族。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中国人的精神就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中，它就是不竭的力量源泉。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的精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是，我认为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的精神的论述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这种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便是中国人的精神。”他又说：“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2)
在谈到精神的重要性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现代管理之父弗莱德里克·泰勒的观点。他曾经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十分强调“在管理中所发生的精神方面的伟大作用”。(3)令人可喜的是，最近一两年来，在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精神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这相对于过去不重视大学精神的现象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是，什么是大学精神？看来，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可谓莫衷一是。从理论上来说，唯物主义者常常把精神当做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因此，大学精神也就是关于大学办学的方针、制度、政策、原则、手段及组织等方面综合的理想。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在《美国精神》一书中曾说：“新文化并不单纯建立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它还需要人们接受新观念，开拓新视野，振作新精神。”(4)这就说明，有时候人们又把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等同使用，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办学理念，最主要特征就是体现一个“新”字。
那么，我国的大学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大学精神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既有又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有，是曾经有过，那是指历史上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等在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了起来，并以中国教育家的气质，塑造了各自大学的精神”(5)。为什么又说没有呢？这是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极左思想的严重破坏，那时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反映教育规律的大学精神。非但如此，而且连历史上经过几代教育家培育的大学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近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下，又出现了一股合校风、升格风、换牌风、追赶时髦之风，使高校中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又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营造科学的大学精神呢？即使某些学校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精神，那也只能是急就章，未必是经过教育家精心研究出来的，至少尚来不及经过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大学尚不能说形成了符合教育规律的、反映时代精神独特的大学精神。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是明明有了自己的校徽、校训和办学理念嘛，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大学精神呢？我认为，看问题不能只图表面，应当从本质上来理解大学精神。为了揭开大学精神的实质，我们必须弄清楚精神的属性。对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深刻地指出：“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来自自由，都是争取达到自由的手段，都是在追求着并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什么是自由呢？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说：“自由地认识、抒发己见，根据良心自由地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6)
当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精神的本质，我们就不会对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而感到奇怪了。本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等原则都是被世界著名大学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可是，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能够真正地体现这些精神吗？我看是很困难的，至少目前还不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重建既符合我国实际又反映时代精神的大学精神呢？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认真地学习与研究教育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大学精神的建设。古今中外，有关教育的论著浩如烟海，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阅读这些著作。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教育的领导者，必须要通晓那些最基本的教育经典著作，认真学习与研究教育学，以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大学精神的构建。如果我们对现在的大学领导者进行一次关于教育常识的测验，我估计许多人可能不及格。比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英才教育，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大学教师的职能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正确全面发展观，终生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就拿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似乎无人不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内涵和彼此的辩证关系。一般人都把教育当做一个词来理解，似乎学校就是教育，而教育就是教导学生。其实，教育是由教和育两个字组成的，包含着两层意思和两种获得知识的过程。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这是讲教师的作用，是学习的外因。“育”，养子使作善也。育是发育，是内部生长的力量，是学习的内因。所以，正确的教育应该包括施教者与受教者双方的互动过程，只有按照这个原则实施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完全是教师的灌输教育，忽视了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文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里，都有必读的经典著作，那为什么不列出教育学中的经典著作呢？据我个人的认识，至少有16个教育家的20部著作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工作领导者和管理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它们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捷克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英国洛克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的《爱弥儿》；英国斯宾塞的《教育论》；德国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德国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德国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德国洪堡的《关于人的教育理论》；德国康德的《教育论》；美国杜威的《一个教育学的实验》、《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英国怀特海的《教育目的》；美国科南特的《教育与自由》；意大利阿米琪斯的《爱的教育》；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美国博耶的《美国大学教育》等。我估计许多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大都没有或至少没有全部读过这些著作，特别是像《理想国》和《爱弥儿》这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卢梭曾骄傲地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留存在世，纵令其他教育著述被毁，教育园地也是馥郁芬芳的。”(7)虽然这话有些偏颇，但是至少千百年来，它们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不断地为教育工作者们学习、讨论和争论着。
现在，我们大学的领导与管理者几乎都是某方面的专家、学者，但很少有教育家。如果不学习与研究教育学，掌握教育规律，那只能是盲目的实践者或是机械地按上级指示办学的执行者。因此，只有精通教育学，从总结人类教育遗产和自己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才能构建属于自己的大学精神。
其次，必须选拔具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当校长，由他们设计与培育大学精神。纵观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成功都与其校长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德曾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哥尼斯堡，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越了国界，他把德国引向哲学思考的大道，使得一大批思想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同样，如果没有费歇尔这样风骨凌厉、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剑桥大学就不会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新学重镇，不会成为举世著名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之所以遐迩闻名，也与其有着一个接一个卓越的校长有关，他们都是大学灵魂式的人物。
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尚没有出现能够领导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选拔校长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弊端的，如选拔什么样的人当校长，由谁来选拔校长等。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固然要求其具有多方面的优良素质，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是我国目前选拔校长时最受忽视的。
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陶行知先生在80多年以前，以《第一流的教育家》为题撰文，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进而，他对两种要素又作了阐述：“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8)毫无疑问，由大学的教授们直接选出堪称为第一流教育家的人来当校长，我们还愁不能形成先进的大学精神吗？
再次，必须锐意进行教育改革，新的大学精神决不能闭门造车，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著名的大学，它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模式，我们是否可以照搬它们的经验，那不是更省事吗？这种走捷径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每个国家发展教育，都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土壤之中，根据其本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思想来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对此，英国经济史学家特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诚恳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的大学问题是：怎样使教育以中国实在为基础，不以外国模型为基础，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接着说：“惟独在这个土地上——这个中国生活实况的土地——中国教育家能够找到资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9)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难道不应当引起我国教育家们的反思吗？
纵观世界那些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几乎都是通过教育改革所产生的。例如，世界上研究型大学最早是由德国洪堡任柏林大学校长时首创的，它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他领导的那场教育改革运动的必然产物。他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束缚学生的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干预教育，主张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使该校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楷模，并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分制是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于1869年首创的，他要求改革强制性的古典课程。这一开放性的改革，不仅更新了哈佛大学的教学理念，而且使美国许多大学走上了自由选课的道路。现在，世界上一批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大多数在美国，它们以培养研究生和开展基础科学研究见长。可是，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又重新提出重视本科生教育的理念，成为美国大学教育改革的新趋势。这项改革是源于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于1998年4月提出的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
我国大学办学理念相对于世界先进大学而言，差距的确是很大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有一些大学通过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例如，武汉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教学改革，提出了“金牌精神”的办学理念，试行了学分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导师制、主副修制等制度，使学校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它被誉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深圳”。
总之，中国大学精神的重建，虽然不是深奥莫测的，但也不能一蹴而就。大学精神的重建，必须在有创新思想校长的领导下，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大力进行教育改革，经过持久的努力，一定可以形成体现我国各大学特色的大学精神。改革，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字眼，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确实很难。难在何处呢？难就难在改革中存在巨大的阻力，叶公好龙者多，而身体力行的改革者少。这是因为“变革意味着人们将失去原来熟悉的、舒适的和令人安心的工作习惯”(10)。
教育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要改革必须进行实验，而实验不仅要有持久的耐心，而且还要冒失败的风险。因此，只有当我国高教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大无畏的教育改革实验者，才能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推向前进，也只能在这种改革实践中形成我国各大学特有的大学精神！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9、77.
(3)朱新民等.现代管理科学词库［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3-34.
(4)［美］劳伦斯·米勒.美国精神［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序言1.
(5)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12-19.
(6)姚朋.自由女神的遐想［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59、345.
(7)金大陆.人类第一梦——柏拉图理想国［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9.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113.
(9)黄国昌，黄奏胜.现代教育的功能［M］.台北：幼狮书店，1971： 132.
(10)［英］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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